如何看待佛家与书法的关系崔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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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佛家与书法的关系

崔春奇

（年5月1日）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门类，它化实为虚，走笔成韵，简单的线条墨象中，寄托了极丰富的人生意蕴，呈现出高超的艺术境界。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之后，对中国文化的每个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艺术领域，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书法等，受佛家影响更为显著。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和二者的相互关系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亦书亦佛。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传入我国以后，对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要认识书法，也需要了解佛教和佛学。中国的传统书法是伴随着书写实践应运而生的，本身包含着重大的应用价值。然而，中国书法的应用性和审美性，是密切统一的，有应用性，决定了其载道的功能；有审美性，提供了其弘道的条件和可能，并进一步，因载道而有了书道，因弘道而有了书教。封建王朝建立书舘，搞习字教学，并使书法成为科吏取士旳一条途径，形成悠久深厚的书教传统。

佛教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运用书法的。通俗地说，书法主要就是写字，文字对于佛理的申记与阐扬是极为重要旳。因为文字是传达和指示概念的，佛教还进而将字，分析为字相和字义。

学佛即是为了成佛，中国佛教主张挑水担柴，无非妙道，因此不离世间法而修出世道。佛家的《楞伽经》等许多的经文里，都一再指出了僧人通过学习音乐书画种种技术，而“渐成非顿”。可以认定佛教是十分重视书法的。《瑜伽师地论》将书法与音乐并列在“十二工业明处”之中。《杂阿含经》把书法美术绘画并列在“工巧业处”之内。巜楞伽》认为音乐，书画，渐成非顿。《五分律》载，佛听学书。之所以如此，佛教认为，书法，蕴含了无所不在的佛教真理，也就是佛“道”。“书法是作为艺术而存在，其价值在于表达对道之领悟”。因此，在佛家看来，书法作品，艺术性高低反映了书写者的道行深浅！对书法作品的欣赏，也就置入了对佛“道”的领悟与体会。

学书也就是悟道、证道的过程。《禅宗传灯录》有一则有名的公案，“老僧30年前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书家要凭借笔墨，随意纵横，从而创造出高超的艺术境界，必须要经历老僧参禅感悟山水的三个阶段，即：“平正……险绝……平正”。或“生……熟……生”。才能深刻体悟书中妙道。

就弘扬佛道书道而言，中国历史上呈现出书、道并举的局面。首先，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隋唐，作为书法艺术的极盛期，也正是佛法蔚然兴盛的时代。佛教自东汉传入以后，从魏晋开始与玄学结缘，玄学家与高僧们识见相契，而且艺术兴趣亦甚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大多是清谈巨子，学者名流，高僧大德，法门龙象。最有名的书法家如钟繇、钟会、嵇康、阮籍、阮咸、王戎、山涛、刘伶、向秀、王衍，都是善言明理的人。

僧侣书法家中如康法识，支道林，于道邃，安慧则等，都是学兼内外的高僧大德，所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书法艺术极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出家僧众的杰出贡献。

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佛法宏布，寺院数量众多，而且规模日大，广聚僧居，寺庙中的高僧大德，虽不能“五明”皆通，而从事于“工业明处”中的书法艺术者，大有人在。隋朝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继承家法，精研书道，为扭转佛经传写中的混乱现象，创立“永字八法”，

智永创立永字八法，确定笔画书写规范，并写《真草千字文》余本，分送浙东诸寺，以为楷则。智果和尚受书法于智永，撰《心成颂》，在分析真书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字体结构规律，总结了书法形象美的若干构成法则。

唐代怀素，也曾写《四十二章经》，传播书法，弘扬佛音。传统士大夫们，喜欢和高僧交游，也乐意书写佛经。相传东晋王羲之写过《遗教经》，唐代鈡绍京写《转轮王经》，白居易写《楞严经》，柳公权写《金刚经》，宋代苏东坡写《圆觉经》《楞伽经》。黄庭坚写《华严经》，元代赵孟，吴镇，清代八大山人，邓石如写《心经》等等。

书法艺术即是佛事。

宋朝姑苏景德寺云法师《务学十门》有云：“不工书，无以传”。书法家弘一法师李叔同，他遁入空门之初，虽求字者甚众，而一度尽弃笔墨。浙江嘉兴佛学会会长范古农则认为，自古佛门书家很多，既然有人求字，不可丧失这一弘扬佛法、广结善缘的好时机。所以弘一法师不断题字写经。

据统计，他出家后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和各种条幅、联句，不下一万多幅。他在夏丐尊为他编的书法作品集《李息翁临古法书序》中写道，“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戒。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用它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

总之，书法由于佛事的开展，传播，隆盛而得以保存、普及和提高；佛法又由于佛事书法的传播，而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彰显。

第二个特点是无法无我。

佛教认为，成佛的主要障碍在于“妄意浮云”遮蔽了本心，才使人不能转迷成悟的。迷体，一般表现为强烈的“执着”，这执着，既有来自于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执着即“法执”；也有来自于主观自身观念的执着即“我执”。在佛教看来，这两种执着，都应在破除之列。只有破除法执我执之“执着”，不为外界的事物和主体观念所束缚，也就是说只有你“破执”，才能证成佛道，才会成佛。

佛家这种“破执”的观点，客观上对中国书法特别是草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谓“破法执”，即“无法”。所谓“破我执”，即“无我”，指一任天然。狂草艺术的产生，正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王羲之草书是理性而中和的，规范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正是因为它具备典范性法则性，便对王羲之大加推崇，亲自撰《晋书·王羲之传赞》，使它占据有唐书坛统治地位。王体书形成的法则，牢笼了唐代书坛，整个书坛乃至于社会形成一派“尚法”之风。

　　事物都有两重性。法则神圣化的结果，走向了反面，这就出现了“无法”。有意模仿的悖反，就是“无我”。物极必反，由此开辟了狂草艺术新天地。

这个时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法家们，不滿意王体的束缚，特别是出家人，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笔法、墨法、章法，而且突破了主观的樊篱，撑起了一杆一任天然的狂草大旗。他们创作的狂草书法，以纯线条的驰骋，使草书蕴含了无限生机和情感追求，在笔墨的经营取舍与心灵才情的律动中，获得了真实的飞翔。出家的狂草书法家们，物我两忘，神与物游，化机在手，达到了“无法无我”的艺术巅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诗）。

因此，唐代书坛，狂草独标一帜，到了晚唐时，草书更成为主要的书体，而且草书家队伍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禅僧，如高闲，巧言光，亚栖，梦龟，彦修，贯休等。士大夫喜欢书法，僧侣的大多数喜欢书法，而僧侣们又往徍喜欢作草字。唐代21名草书家，和尚占了8人。当时有个顺口溜说，

“篆书朴，隶书俗，草书贵在无羁束”。禅门僧众更喜欢独抒性灵，天马行空的狂草，写得好的，还被皇宫内府“尽收”，有的还因书法升了官，“入为翰林院供奉”。

第三个特点是大愿大行。

大乘佛教相对小乘佛教，更强调普渡众生，不仅自利，而且利他，因此呢，其愿甚大，其行甚坚。中国佛教徒吸收了“毁寺灭佛”的教训，曾经发大愿行大行，历数百年，将佛教典籍刻成石板埋在地下，以保佛种不绝。或者将佛经刻于摩崖，书于天地，广弘佛道。北朝碑石风行北方，与佛教的盛行关系最宻切。皇帝太后倡于上，士民应于下，佛经刻石遍及北方。泰山上刻有全本《金刚经》，徂徕山映佛崖有《大般若经》。这样，书法艺术便凭借佛教僧众的大愿大行，通过直接书于峻崖山壁的佛经刻石，突破了书斋和尺素纸墨的限制。北朝的刻石，从碑制扩大而为摩崖，书法与自然融为一体。

这种将书法推向大自然的努力，不仅仅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扩大，它在美学思想上，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山东泰山上的《金刚经》被誉为大字的鼻祖，榜书之宗。它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中溪左侧，分布在经石峪一大片花岗岩溪床上。现存约字，每个字，字大盈尺，或隶，或楷，笔画拓展阔大，以圆笔为美，浑劲而婉通，雍容而肃穆。

多字分布于平方米的花岗岩石上，错落有序，布局阔大，气势恢宏，雄壮健美。巜金刚经》摩崖，以其笔画，结体，布局之宏大，寓示佛法之庄严伟大。人站在经石峪前，心灵会为书法的浩瀚磅礴所震慑和征服，继而崇敬佛法的神妙与玄通。

泰山《金刚经》若整体观看，犹如耸立的一尊大佛像，拈花微笑，不可思议，风神洒脱，法相庄严。分开观看，则如佛徒集结，构成饱含佛教教义和情感的世界。巜金刚经》摩崖书艺以独特的结构，在天地的大空间中，引领、启悟着欣赏者的“想”、“触”，移人情性，普施众生。

第四个特点是非空非色。

佛教般若实相论认为，万事万物是色，是有，但因一切皆有因缘和合而生，故无自性，故非色，故假有。又万事万物本空，因染汚幻现诸有，故非空。

真实正确的理解，是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把握。所以《心经》提出“色空不二”的思想，指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双取而又色空双非。

这种非色非空的思想，使人在入世的挣扎奋斗中维系着出世的洞大直观，寄泊着萧然疏远的境界体验。反映在书法艺术中，就是提倡静逸，古淡，萧然，淡泊，空寂的书境追求，将闲淡自然崇为书之妙境。

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在隋唐相继产生了，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尤其是禅宗真正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佛教，影响到他们的处世态度和人生理想，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推崇，禅宗与书道并行，并把禅境作为书法的最高境界。

以“尚意”为特征的宋代书法，也鼓荡着禅宗思想笼罩的书法美学思潮。以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为代表，苏，主张书法疏淡；黄，主张书法闲淡；米，主张书法平淡。三家皆以禅宗疏淡境界为书之佳境。

苏东坡言论多涉“空”、“静”，追求旷然天真，称赞“萧散简远”，平淡自然，反对雕琢，“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与苏东坡相近的人物还有五代杨凝式，明代董其昌，近代李叔同即弘一法师。李叔同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法号弘一，书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味恬静”。他自己也认为“朽人之字，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在他出家之后的墨迹中，充滿宗教所赋予的超脱和宁静，不激不厉，心平气和，圆润含蓄的线条，疏朗瘦长的结体，雅拙中甚至有些羸弱，看上去却又是那么蕴藉和谐与潇洒自如，给人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觉，仿佛进入“空寂绝尘”的艺术境界。

第五个特点是即心即佛。

慧能南禅认为，众生心性与佛性本无差别，人的自心即是佛心，自心即是佛。众生与佛只在一念之差，迷则凡众，悟则为佛，一旦悟得本心，便“即心即佛”。心即是佛，更无别佛……即心是佛。南禅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在禅家看来，口中所说，手上所授，均为外在媒介，只有抛弃口与手，从自己的内心去冥想顿悟，才能达到“即心即佛”。所以，书法就是凭书法家主体的顿悟，去领会艺术的真谛，就如凭借本心去印证清静真如佛性一样。

禅宗这一派以专修“禅定”为主。禅宗的“顿悟”之说，对中国艺术理论与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书法艺术受它的影响尤其巨大。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使人安静而止息杂念，见性成佛。中国书法理论中有“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要求书家作书前排除杂念，万神归一，“入定”之后，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神奇之笔。“入定”愈深，则穷微测奥，通乎神解，可将思维引向平日未能意会到的问题，激发起灵感，也就是能将潜意识调动起来。平时无意间所见，所闻，随心的谈话，读书，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技巧，突然间会按着新的思路和方案为你贯穿在一条线上！就象电子计算机，一下子抓住了关键。实际上这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一个飞跃。但这种飞跃，又非理性的思索。

禅宗的特点是“不诉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不强调枯坐冥思，也不宣扬长修苦炼，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就在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他们主张超脱世间的荣辱得失，但又与道家的超脱不同，是只有回到内心才能解脱，是主张在直觉中体验人生的自由。

艺术，是一种感性直觉活动。艺术包涵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面相当的多，当人们企图诉诸理性对它解释的时候，总是只抓住了整体的其中的一面、两面儿，即使当代最完整的理论也很难将它的产生，它的思维，创作的过程，对它的欣赏……等问题阐发得鞭辟入微。它是整个生命力的冲动，是对整个主体自我完善的渴求。人们对它的表述，总是显得蹩脚，而只有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的大量感性认识中得到妙悟，达到了大彻大悟，才可直入堂奥。

“它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有意识，又非无意识；既非泯灭含虑，又非念念不忘，所谓在不住中又常住。”这，正是艺术创作的特点。有才能的书法家，在“悟”字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以往的书法史，某些书论家们，常常引用什么“夏云奇峰”，“担夫争道”，“惊蛇入草”之类的说法，来形容书法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开悟，实际这是故弄玄虚之谈！有书法实践经验者，都会感到，书法创作中的“顿悟”，绝非是看了一次“客观物体”所能奏效。我们当代人看到的物体更多，如果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理论去套实践，那么，很难有人说他的书作是直接受某一种物体启发所致。

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创出了新书体，或者是出了“新意”，那是由他的气质、意志、修养、学识及他整个的主体在书法艺术的长期实践中，由更高层次的追求引导，是对潜意识而不仅仅是某客观物体、进行了调整，筛选，是最佳意向迅速汇集，是直觉的智慧因子压倒了理性中的想象、感知而与情感、意向，紧宻融合后所突然间迸发的结果。

所以说，“悟”是在高层次上对现实的把握，是理性对于感性内容的积淀而使人直接感受到艺术的内在规律，这是“永恒的瞬间”或“瞬间的永恒”。

许多书法大师并未进行深入的理性研究，书法实践一直在感性之中，但由于有悟性，他超越了感性，创造出了传世之作；而许多未必不勤奋、知识面儿不能谓之不高的书家，却一生只能徘徊在高层次书法艺术大门之外。其原因是缺少在感性中的“妙悟”。禅家的“悟”，的确为我们抓住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核心问题。

这里，禅定之法，需要我们全面地深刻地理解。佛家谈“禅定”为“入定”。就是让自己整个身心，静思息虑，冥想妙理。此为佛家基本功“六度”之一，《大乘义章》十三讲，“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各曰思维……，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

实际上这是一种高度集中思维。它表现在书法上，就是在平时，身心时时事事都处于艺术追求的感性生活中，入迷入狂，如痴如醉。周围要有许多志同道合者，谈书，论书，挥洒，交流之余，然后使自己再能处于一个表面看似极度的安静，实则头脑在进行着高速的“电子”转换、归纳的思维之中！沒有修养的人，平日很难“静”下来，很难“入定”。学到坐禅“入定”之法，可以“调炼心意，专注一趣，平等持心，心一境胜。内伏烦恼，处绝攀援，意念坚定，力能盛大，由此不为世事所烦恼，不为八风所动”。哪八风？即“盛，衰，毁，誉，称，讥，苦，乐”这八风。周恩来总理年轻时有诗曰“面壁十年图破壁”，说的就是“达摩面壁”典故，达摩面壁十年，我们都不可能模仿，也无此必要。但其内涵和精神，却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书法家的入定，不能与佛家一样。禅宗是将一切看得毫无价值，无论生死、感情，他们都不屑一顾，他们追求的是淡泊宁静，超脱尘世，出世，

在“入定”中达到永恒本体的心灵道路，使六根清净，割除烦恼。书法家“入定”，则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达到高度思想集中，从而产生大智大慧、产生平时意想不到的超常功能。古人在《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这段话，虽无禅意，却有禅法：就是要求做到让精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立即高度集中，不为外界所干扰。另外，每天坚持临帖，也是使思想达到高度集中的好方法。每天临摹，手脑并用，内外兼修，炼心炼性又练字，一举两得。我们可以将佛家超脱、出世的这一面儿抛开，借用好佛家讲“意”，讲“内心的修炼”，从而“游于艺”，玩好书法艺术，这也算得是“古为今用”，借梯上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