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佛观察楼宇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儒佛

一、智慧的艺术

学习人文学科可以从佛教的思维方式中得到极大的启示，其一便是一种智慧的艺术。

佛教既是一种很丰富、很深刻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指导人生的实践学说。现代研究最大的毛病便是将一切知识都对象化，而非内在化，现在应加强对佛教实践指导作用的研究。一般人应该“得意忘言”，从中国佛教历史上讲，从翻译佛经开始便遇到了这个问题，如何翻译佛经，佛教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大概是西晋的道安（当时玄学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的道生、僧肇等也贯彻了这个思想，到了后来的禅宗更加强调，只有“得意忘言”才能把握佛教根本的实践精神。

我们要明白佛教中重要的两点：第一是它经常用比喻的手法，“佛家善比，多有理趣”，我们一定要明白“比”，读佛典也要这样去读，明白它是一种比喻，通过比喻明白它内含的道理，不停留在语言文字上。第二，佛教是“假名施设、对机而发，随立随扫”，立起来的名相概念都是有针对性的，为了破除人们思想中的执着、迷茫、颠倒，破除之后也不要再执着所用的名相概念，再执着便陷入另一个圈套了。研究佛教是这样，研究其他人文学科也如此，它面对的不是机械式、静态的东西，都是一种历史、动态的东西。

研究人文学科要有辩证的头脑，而佛教是最有辩证思维的，它没有把任何一个概念绝对化，认为一切名相概念都只是相对的，所以佛教讲“中道”。“中道”就是不落两边，既不落于左，也不落于右，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空，落于任何一边就是把这一边绝对化了。“不二”就是沟通两边，离此无彼，离彼无此，此即彼，彼即此。佛教的智慧从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在“不二”，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言中说“语终极则不二为门”，不二是佛法的终极之门，是最核心的。“中道”让人们防止片面、绝对化，“不二”又让人们汇通对立的两边。只要把握“中道不二”的思想，就能圆通很多佛教的思想。若不能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就会纠缠于各种矛盾对立中不得解脱。

一般的思维方式总是被局限，所以禅宗针对“上乘根器”而说，它里面辩证的东西太多了。辩证的东西一多，掌握好度就不容易，掌握不好，“辩证法”就成了“变戏法”，就是所谓的“跨越一步，真理便成了谬误”。这个分寸，中国人就叫“中庸”，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这就是人文学科思维的艺术。

过去常说“辩证法活的灵魂是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确实如此，世间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处好的，换个环境可能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神奇化腐朽，腐朽化神奇”。人要学会这样智慧的艺术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要学得不是知识，而是这种智慧的艺术。

二、多读原典

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最好从原典入手。经常有同学问楼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该读什么书？楼先生的回答便是：多读原典，“三四五”，具体而言便是“三玄”、“四书”、“五经”：

三玄：《易经》《老子》《庄子》；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除去重叠的《易经》、《大学》、《中庸》，总共是九本书。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如果不了解这九本书，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九本书里去，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又有人面对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不知从何学习佛典，楼先生给出了他的“佛典简目”——“九经、三论、一录”：

九经：《坛经》《圆觉经》《楞严经》《金刚经》（含《心经》）《维摩诘经》《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

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

一录：《景德传灯录》。

“九经、三论、一录”主要是从中国佛教的角度给出的。

一录：《景德传灯录》为禅宗史料，禅宗讲“参公案”、“参话头”，有“一千七百则公案”，该数字就来源于《景德传灯录》，因此可借读此书了解禅宗的历史。

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分别代表大乘佛教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中论》代表前期的般若中观学；《成唯识论》代表中期的瑜伽行派，是唯识学的重要论典；《大乘起信论》有争议，从思想看，应该是在中观学与唯识学都发展起来后所形成的综合性的理论，有人将其归于如来藏系统，或真常唯心系的论著，是大乘佛教发展的新阶段，此说未必准确，但该书确实将中观和唯识的重要思想进行了汇通。大乘佛教思想发展过程中，有的注重本性清净的方面，也有的注重识染的方面，而《起信论》汇通了这两个系统的思想，且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明显。唐代以来几大宗派都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其体系、理论都有《起信论》的烙印。

九经：《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作品，也是唐以后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禅宗的著作。

《圆觉经》、《楞严经》与《大乘起信论》属于同一系统，强调“真心”、“真觉”、“圆明真觉”，也被判为伪经，但它们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研究中国佛教不能离开这两部经。

《金刚经》（包含《心经》），是般若空观、中观的基础，《金刚经》是般若类经典中极简明的，《心经》字数比它还少，要解答的问题却更广大；《心经》出现或许晚于《金刚经》，因为其中出现了“观自在菩萨”之名，早期的佛、菩萨都为统称，有名字菩萨的经典往往晚于无名字菩萨的经典。

沿《金刚经》下来，宣扬般若空的重要经典是《维摩诘经》，它显示了大乘佛教最核心的“不二”法门，有《不二法门品》，融汇了原始佛教分离世间和出世间、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等，且提到了“心净即土净”；此外维摩诘是居士，得到佛陀弟子们的敬仰，说明佛教世俗化了。

大乘佛教从“空”到“有”，说到“妙有”，“佛性”便是妙有，《涅槃经》便是佛性的代表。

另外三部经是考虑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经典而定的：天台的宗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的宗经《华严经》，净土的宗经《阿弥陀经》。

以上便是研究中国汉地佛教需要了解的经典。滋生的问题很多，以上仅是提出主线。若非专门研究佛教，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阅读。

对一般的佛教信众，应该更结合实践，可读《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贤行愿品》、《地藏菩萨本愿经》。学好《心经》，可以明白佛教最根本的“空”；《普门品》告诉人们要有慈悲的心，《行愿品》告诉人们要去实践，最后回向众生，《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讲地藏菩萨的大愿，也是普度众生。《心经》教人们“智慧”，另外三部经教人们“慈悲”，涵括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

三、“四通”才能八达

楼先生还向中国文化的学习者们提出了“四通”的要求：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只有“四通”，才能“八达”。做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学者们要有这样的志向。

中西东：中国、西方、东方。为什么要提出东方呢？东方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跟中国比较接近的文化，如日本韩国，虽然其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文化仍有差异，从差异中能看到很多问题。另外，更重要的还有印度，印度文化中特别是佛教很有特色，它在印度以反对正统思想的异端姿态出现，其中又包含印度传统的哲学和思维，通过佛教体现出来的印度思想与中、西都相当不同。印度哲学应该被重视，纳入哲学教学之中，因为只有中、西是不全面的。简单的说，中、西哲学都是“肯定——否定——肯定”的思维方式，先承认现象世界的真实，再怀疑、检验它，最后来探求它是怎样的真实存在；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哲学则采用“否定——肯定——否定”的思维方式，先认为现象世界虚幻不实，但不否认它的存在，最后通过对现象世界的分析，认识现象世界的真实面貌相是虚幻的。这样正好与中西方哲学配合。所以必须打通中西东。

古近现：古代、近代、现代。具体如何划分古近现三阶段暂不论，最重要的是不能光把眼光集中在古代或现代，现代由古代发展而成，不了解古代，如何了解现代？同样，不了解现代，也难以弄清古代。研究古代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它成为现代人进一步开发智力的资源，而不是为了古代而古代。所以必须打通古近现。

儒释道：儒家、佛家、道家。历史上的学者都是贯通儒释道的，近代以后分工，各人有专门研究的领域，导致“一孔之见”，看不到相互之间的影响，有时长篇累牍，也不能讲清根本问题。比如研究宋明理学，如果对中国佛教宗派的根本思想没有了解，对理学的理解便不能深入。

文史哲：中国古代学者也是贯通文史哲的，没有专门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只是各有偏重而已。文史哲相互影响，常说的“文以载道”便有哲学的意味，“以史为镜”的“镜”中也是哲理。比如小说、戏曲、笔记等文学作品中记载了人们当时的生活、思想、感情状况，了解这些后再去思索当时为什么会有某种哲学思想的提出，便更容易明白。

“四通”并不等于平均用力，必须先站稳一个脚跟，站稳脚跟再扩展，扩展之后还要收回，有放有收，能进能出。

四、学点艺术

楼先生常说“伦理、艺术、哲学、宗教四者殊途同归”，建议学生们要学点艺术，他本人便是昆曲爱好者。

艺术对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宗教。艺术一旦公开到社会，便有其价值导向。在艺术门类中，音乐对人的影响最快，《礼记·乐记》中也讲到乐“感人心之深”、“移风易俗之快”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相比的。当时“郑声”代表了“靡靡之音”，所以要“放郑声”。音乐对人心的影响，我们都可以去体会，雄壮的乐曲唤起人们的斗志，悲哀的歌曲让人心伤。

教育部门在贯彻正确的欣赏品味、欣赏能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而具体的艺术样式不需要任何方式的限制和引导。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不断提升欣赏者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品味，而不是去迎合一部分欣赏者的口味。欣赏能力的技术性强一点，而欣赏品味是和人品相关的。从一个人的文学、艺术品味可以大致判断他的精神状态，所以艺术素养是人的培养中重要的方面，它不次于道德修养。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礼”更偏重伦理、道德，而“乐”更偏重艺术，二者相辅相成。艺术素养会影响整个人生、价值取向，甚至于思维方式。

艺术不管怎么表现，它总是要构成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的整体，如音乐总要高低、缓急、疏密搭配，不能使单调的，才能给人美感，任何艺术也都是如此。中外艺术皆同理，只是突出的方面不同。明白了这个道理，也会发现做任何事都是一样，所以古代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能孤立，要整体地摆平。懂得了这样的艺术道理，由此举一反三，体会到人生，体悟到做事，不能顾此失彼。如果能达到很和谐，便是生活的艺术。道不光是价值，还是方法。

做人的“礼”大家都应该学，变化心情、交流心情的艺术也应该学。艺术教育是所有教育中基础性、公共性的教育，在西方大学，即使是工科大学也有艺术系，它不是单纯地培养艺术家，而是给所有的学生艺术教育。西方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艺术的宗教，通过绘画、音乐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神圣，而不是单纯的说教。

（本文根据课堂提问录音整理而成，后修改发表于《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附：

楼先生闲谈昆曲

（年11月12日）

楼宇烈先生在昆曲课堂上

问：当年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答：完全是一个民间组织。过去大学中常有昆曲研习社、昆曲社之类的社团，北大原来有一个“谷音社”，一直到西南联大还有。当时在京津地区、上海、苏州、扬州地区，民间昆曲影响还在，大学中也有一些。解放后，文人雅集都渐渐没有了，到年《十五贯》演出后，昆曲又被提出来了，一批文人又积极起来，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有北京市市长王昆仑、文化部副部长某某行动起来，推举俞平伯先生为首。正好是一个过渡，俞平伯先生原本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他就调到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后来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所。当时基本上北京的昆曲爱好者都聚集在一起。

问：当时有多少人？

答：刚开始的时候人还是很多，有好几十人。后来发展六十年代，就有二百多人。很快到年，政治形势开始变化，批判文化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部”，因为传统戏曲都是讲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事，要求要有现代性，昆曲研习社也很难维持下去了。那时候也编排了一些现代戏，后来形势越来越糟，到年，俞平伯先生主动提出来停止活动。这一停就是15年，一直到年才重新恢复起来。

问：您当年是如何跟昆曲结缘的呢？

答：我比较爱好文学方面的东西，首先是从文本上欣赏。我在上海上中学时也听过一些昆曲演唱，梅兰芳的《游园惊梦》、《断桥》等，私心所好吧。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认识哲学系的一位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昆曲，就告诉我北京有这样一个昆曲研习社，介绍我去了。

问：当时北大是否也有人教昆曲？

答：那时候还没有。文革以前，北大有些爱好者，主要是参加研习社的活动。研习社会举行一些活动。

问：是怎样的活动？

答：每周拍曲、唱曲，每个月有一次同期。同期就是昆曲爱好者聚在一起，有唱的，有听的，是昆曲爱好者的业余活动。一般是清唱，也经常会在同期上安排一两出整出的唱，连念白带唱，然后唱散曲。还有公期，公期规模更大，时间也更长，化妆在台上唱。各种活动还是很多的。

问：那时候是谁教表演呢？

答：有业余的老师，也有专业的老师。

问：参加活动的人那么多，他们能每个人都给予指导？

答：可以的。单独指导还是要找专门的时间，自己跟老师约好时间去学习。但那时候和现在不同，那时我的老师们很多，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家庭妇女，她们没有挣钱吃饭的压力，也有一些退休的老先生们。所以我说，不要小看那些家庭妇女，她们也能为社会做很大的恭喜，包括文化的传承，如教昆曲、教画画等。

问：昆曲的清唱追根溯源能到哪里呢？

答：昆曲最初就是清唱，是一种歌曲，所以叫“昆曲”。后来叫“昆剧”，其实最初都是叫昆曲。

问：是“昆曲”还是“昆腔”的名称更早呢？能否请您谈谈昆曲的腔？

答：当然是昆腔。明代有四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我理解的就是运腔的问题，主要是怎样掌控气息；如果扩大一点，也包括整个的节奏等，但怎样运腔是重点。同样的音符、节奏，用的腔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腔是很有特色的东西，属于在固有的音调上做的不一样的变化，“声腔”就是这个意义。

腔体现在运用上，我们也用“做腔”这个词，就是演员把特色突现出来。昆曲中有叠腔、擞腔等，如果把这些都去掉了，叠腔变成简单的“哆啦哆啦”、“咪发咪发”，唱得很平淡，不加入腔的运用，那就变成唱歌了。腔的概念确实比较泛，如“橄榄腔”，两头轻，中间重，像一颗橄榄，指的是声音的力度变化。这是很复杂的东西。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腔淡化了，为什么那时候说唱“京歌”，不是唱“京剧”呢？就是因为腔淡化了。昆曲也有这个趋向，腔越来越淡化，就便成唱“昆歌”了。节奏没错，音符没错，但就是没有味。腔还包括吐字、气口，特别是吐字中的头、腹、尾的把握，如果这些都没有，就丝毫没有戏曲的特点了，或者说没有“中国歌”的特点了吧。

现在谈戏曲改革，我觉得应该把它最根本的特征保存下来，不能取消根本特征。吐字本来就不同，它用的古音，比如说当时的“中州音”，如果现在都变成北方的普通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里也不是一概而论，有的可以变，有的不好变。以前唱京剧现代戏，都变成普通话的发音，但有些字始终没有能完全改掉，如“我”，在京剧不能唱成“wǒ”，那就没法听，也没法唱了，得唱成“?uó”。

问：昆曲的字音与现在普通话字音有很多不同吗？

答：读音与现代普通话不同的字很多，它有上口字，有点切音的意思，还有尖、团的区分，字头、腹、尾的把握等，以前非常讲究。到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讲究了。

来源：燕园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