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禅心灵可安否

——《季羡林谈国学》（一）

#人文#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距今已有年-年，她不仅是岁月数字让人炫目，更有其闪烁着自由与美好的光辉让人目眩。

诗，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很长。

写诗，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所共有的活动。参禅，则似乎只限于中国和同中国有文化渊源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而把参禅和写诗结合在一起似乎只有中国了。

《季羡林谈国学》这本书，我不敢说解读，因为国学之宏大，大师之渊博，皆非我辈所能企及。然而，书毕竟是好书，内容博大精深非常玄妙。将其中的一小节“诗、禅关系”介绍一下，我们共同学习与分享。

虽说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土，但是天台宗、禅宗却是地道的中国产物。季羡林先生在书中说：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很多人都把作诗与参禅联系起来。

禅宗大盛于唐。初、中唐时期，许多大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在创作实践方面，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的诗。

季先生说：到了晚唐，在理论方面，有人又把诗与禅紧密联系起来。最著名的代表是司空图。他是晚唐诗人、诗论家。字表圣，自号知非子，又号耐辱居士。他有许多著名的提法，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等。

司空图明确诗禅一致。他这种以禅说诗的理论，对后世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找来禅意很浓的诗读一读体会一下。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时多？

去似朝云无觅处。

——唐.白居易

来时无迹去无踪，

去与来时事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事，

只此浮生是梦中。

——唐.鸟巢道林禅师

唐朝王维被誉为“诗佛”，他参禅悟理，诗中常有极浓的禅意。如，

《饭覆釜山僧》

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

将侯远山僧，先期扫弊庐。

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

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

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

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到了宋朝，禅宗高度发展，广泛流行。士大夫谈禅成风。他们把诗与禅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吴可《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龚相《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如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当时，士大夫喜欢与高僧机锋接引，参禅悟道，大学士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看看以下两首诗：

一树春风有两枝，

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

一片西飞一片东。

——宋.苏轼

终日看山不厌山，

买山终待老山间，

山花落尽山常在，

山水空流山自闲。

——宋.王安石

季先生说：唐宋时代开始的有关诗与禅的意见，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诗歌的创作，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援禅入诗的活动，中国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诗与禅的共同之处

作诗与参禅本来是两种迥乎不同的活动。在禅宗兴起以前，中国诗歌已有极长的历史。季老说：在欧美国家，没有什么禅宗，也都有杰出的诗歌创作。可见诗与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在中国，禅宗兴起和流行以后，在某些诗人身上，诗和禅竟变得密不可分。原因何在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并不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他说：禅宗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诗，同佛教思想进入中国哲学，几乎是同步的。二者都是滥觞于两晋南北朝，初盛于唐代，大盛于宋代。

原因是明显的。佛教入华以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宇宙和人生的新角度，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立即接受下来了。

对于诗与禅的共同之处，过去的中国诗人和学者和今天的中国诗人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一言以蔽之，他们发现，诗与禅的共同之点就在“悟”或“妙悟”上。

二、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从表面上来看，诗与禅的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禅宗最初是主张“不立文字”的。这其实是继承了佛家的传统。

从历史上来看，释迦牟尼时代，文字还不流行。印度古代，包括婆罗门教在内，师徒都是口口相传。

据说当年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师徒会心，灵犀一点。这种心法由迦叶传了下来。

禅是这样，诗则不同。钱锺书说：“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这就是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当然，禅宗后来从“不立文字”发展成为“不离文字”，这是后话了。

三、“悟”是什么？

“悟”是什么？《说文》：“悟，觉也。从心，吾声。”也就是说，这个字是中国早就有了的。为什么自佛教传入以后，在汉译佛经中，“悟”就变成了佛教术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含义了。

季老可是精通“吐火罗文”的，所以他能从梵语和巴利文中于汉字“悟”相当的文字归纳起来。因此，他认为大家所讨论的“悟”或“妙悟”，只是讲了一种思维活动，认为像是一个没有宾语的不及物动词。他要完整地表述一下……

总之，它们的意思是“觉”、“醒”、“悟”，“知道”，而汉译“佛陀”，在梵文和巴利文中的意思是“已经觉悟了的人”，“觉者”、“悟者”。

在《神的历史》一书中，也讲过：当有人问佛陀你是神吗？佛陀十分明确地说“我不是，我是觉悟者。”

由此可见，佛祖是一个“觉者”、“悟者”，这一个“悟”字是极其重要的了。

四、“悟”到了什么？

季老因为对佛教也有极深厚的研究和理解，从佛祖初悟、讲道、“三法印”告诉我们，“诸法无我”是佛教之重义，是与婆罗门教斗争的重要武器。

佛教僧侣以及居士，如果想悟到什么东西，他们首先必须悟到“无我”。

事实上中国人确已悟到“无我”了，季老说，比如徐增《唐诗解读》卷五说：“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还，偶值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流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法看来，总是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这是徐增对王维《终南别业》那一首著名的诗的解释。

佛教从小乘佛教开始，逐渐向大乘佛教过度，在教义方面就有了所谓“般若性空”。总之，悟得的东西低层次的是“无我”，高层次的是“空”。

禅宗的思想基础是大乘空宗。因此“悟空”对中国禅僧和禅学诗人，是至关重要的。

“无我”的思想，“空”的思想，一旦渗入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产生了禅与诗密不可分的关系。

禅与诗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相互起作用的。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说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结语：读《季羡林谈国学》这一小节，感觉中国文化本身也具有这种“无我”、“空”的思想，从中国人说话、举止含蓄中庸，到文章、字画“留白”、“写意”的追求，跟“禅”有一拍即合、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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