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三化的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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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以激进的佛教改革者之形象在佛教发展史上出现的：它去除一切外在的宗教形式，不立佛教偶像，不举办、不参与所有宗教活动；高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宗旨；只传承佛法，摈弃佛教和佛学；师徒授受时，尽量避免使用早已严重经院哲学化、繁琐哲学化的佛教专用术语（这些佛教名相术语皆从梵语翻译而来，对中国人而言十分陌生且数量浩繁，穷经皓首也难学完它们，故而禅宗毅然地改用老百姓的日常口语来指示心性，阐扬佛法）；禅师们的日常生活和行止，示现成洒脱自在的云游僧人或无门无派的独居隐士；更重要的是禅师们有意地远离佛教信徒，偶有遇之，时常采取持续打击嘲笑的方式，令他们尽快地从身心言行上彻底地去宗教化，去形式化，去理论化，去神秘化，去偶像化，去学究化，去一切有为、造作、想象、构划、执着、纠葛等；以及禅师们坚决地去除非理性化、情绪化、本能化、物化、感官化等生物化和无明化的东西；极力提倡尊师重道，强调开悟明师的重要性和传承（法脉）的庄严性，真正实现师徒如父子，或重于父子；同时在行谊举止方面，力求朴素简易，避免一切形式的繁琐、浮夸、虚诞、矫揉和素隐行怪，展现出伟岸、坚忍、真诚、豪放、义气、胆识等汉子气、英雄气、豪杰气、圣贤气，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倾向。

后世学者异口同声地说，禅宗是汉地佛教八大宗派中最中国化、本土化、儒家化和生活化的宗派。因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高度趋同与类似，故自唐初六祖慧能大师于岭南广弘“顿悟禅”开始，禅宗在大江南北迅速普及开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禅宗就已风靡全唐，流及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和部分东南亚地区。其时禅宗一枝独秀，在当时的一般人心目中，禅宗就是佛教，佛教就是禅宗。天下释子皆禅门，故有“禅佛教”之说。可见禅宗流风之盛，一时无二。但自北宋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第二期儒学复兴运动，出现了“北宋五子”等儒家大师级人物，对扭转华夏学术走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禅宗被新崛起的儒家迅速地赶入山林，生存空间大幅缩小，影响力持续减弱，直至今日。但即使如此，禅宗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民俗、人格特性等，无不产生了难以称量的深远影响。

被我称为东方文化史上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科学的禅宗，在去宗教化、去神秘化、去庸俗化等方面的决心最大、改革成果也最大的禅宗，在北宋儒家崛起时走向盛极而衰之际，义无反顾地向传统佛教回归。从内容上看，其自身的改革精神消弭殆尽；从外形上看，佛教热衷的那些宗教形式和仪轨，其一个不少地全部拿了回来。因此，明清以来的禅宗，与中国其它佛教宗派，无论就内容而言，还是就形式而言，已经彻底混同，难分彼此。禅宗就此宣告终结。如果当年禅宗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改革精神，将去宗教化、去庸俗化等进行到底，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科学定然自禅宗大师们那里被开创出来，很有可能在宋明之际就会达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差不多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步诞生、同步推进、同步成熟。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设。迟至二十一世纪之初，才由我们着手来全面建构生命科学体系，全力开创生命学这一全新的学科系统。

——节选自潘麟先生著作《〈中庸〉心要》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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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人文纪录片《行吟恒河》潘麟先生，安徽定远人，哲学硕士，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著名实证型学者，生命学家，当代对生命科学有深刻贡献的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家门没上锁》《皇冠瑜伽》《〈大学〉广义》《到彼岸赏月》《〈瑜伽经〉直解》《以心传心》《直指生命的真相》《〈中庸〉心要》等，并有书译成多国语言在国外出版，撰有各类学术论文近百篇。

一、主要贡献：

㈠创立新国学：年，出于对时代现状的回应，潘麟先生撰写了《新国学宣言》一文。在文中，潘麟先生总结了当今时代的顽疾，剖析了东方传统文化没有受到重视的深层原因，阐述了国学的含义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新国学之“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格局视角之新、见地内涵之新和传承方法之新。

.格局视角之新

新国学从世界的眼光和格局来理解东、西方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如同般若智慧（即先天智慧，与生俱来，凡圣无二）和经验智慧（后天智慧）的关系。东方文化侧重于般若智慧，重视内在的生命实践，最终发展出促进人类内解放的各门学问，如心性之学等；西方文化侧重于经验智慧，重视经验智慧的积累和总结，最终发展出促进人类外解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般若智慧和经验智慧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少任意一个，人类文明文化都无法顺利发展。由此可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并非是此消彼长、势同水火，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般若智慧和经验智慧的提出，圆满地解决了东西方文化长期存在的难题。

2.见地内涵之新

新国学的核心内涵是生命科学。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东方无科学，因为他们眼中的科学就等于西方的自然科学。若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为标准来衡量，东方的中医、气功、瑜伽、易学、儒学、佛学、道学等都不是科学，它们的生存权就会被剥夺，其后果非常严重。这种观念已经被证明是狭隘和错误的。只要这种文化偏见不打破，弘扬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东方文明就会成为空谈。生命问题一直是人类的核心问题，而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探索生命真相方面的努力足以成为一门媲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问。对生命外在对象的研究可以成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生命本身的研究也可以成就一门学问——“生命科学”，如儒家的“明明德”即是这样的学问。现代学院派也有“生命科学”这一提法，但究其根本，实质上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命体科学”，并未进入生命问题的核心。唯有东方的学问才真正进入生命问题的核心，儒、佛、道、医、易等皆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生命的真相。

3.传承方法之新

新国学指出，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道统传承，而非表面意义上的学统传承。道统是东方文化的灵魂，没有道统的东方文化只剩下躯壳。道统传承主要是通过师徒之间的生命传承来实现的。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道统中断，学统也岌岌可危。若要复兴东方文化，必须重拾道统，而道统的重建仰赖于尊师重道传统的恢复。东方生命研究院正是以师徒授受的道统方式传承东方传统文化，经过数年的实践，已经获得了初步成效。

㈡丰富和发展了“新轴心时代”理论：自从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以来，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学者围绕“轴心时代”作了大量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更加热衷于对“新轴心时代”理论的讨论，愈发渴望“新轴心时代”的到来。潘麟先生以深刻的洞见分析了其中的缘由，从人类文明的走向高度赋予了“新轴心时代”理论以新的生命活力。

.新轴心时代的原动力

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潘麟先生得出结论，人们之所以渴望“新轴心时代”，其表面原因在于精神危机、政治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哲学危机等。在重重危机面前，人们迫切希望开展精神变革。然而，这些危机只不过是外部因素，其核心原因根源于内部——源自个人及整个人类对生命成长和生命觉醒的渴望。如同我们的身体出生后，在DNA的驱动下进行持续性成长那样，心智（生命）同样存在着其内在的DNA，东方文化称其为“本性”或曰“天性”。这个“本性”或“天性”可称为心智（生命）的DNA。此DNA内含有强烈的意志，驱动着心智（生命）持续地成长，直至成熟和完美的状态。此心智（生命）的内驱力，是个人、人类文明和历史最根本、最持久的驱动力。在最根本、最持久的驱动力作用下，个人和人类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觉醒自己，通过持续否定之否定，最终实现终极关怀、终极觉醒。实际上，个人乃至全人类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觉醒自己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徘徊的。然而，人们对新轴心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