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消费一讯

文

山其山

周永年(-)，字书昌，祖籍浙江余姚，祖上迁来济南，生于历城东流水大街。

周永年“自幼好学，过目成诵”“有夙慧，方四五岁时，过书肆，遽出荷囊中物，购《庄子》”“八岁已耽图籍”“少长，于书无所不窥，而又笃嗜内典”，二十岁左右已“名噪齐鲁间”。

然后，周永年曾在济南佛峪般若寺筑庐读书，因在“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林汲泉下，所以庐名“林汲山房”。在他去世之后，林汲山房被誉为“大儒读书处”。

周永年“年二十五，入泺源书院，时经学大师太仓沈起元主讲席，读永年文，激赏之”。泺源书院山长沈起元评价他的爱徒：“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窥其志，将尽致古今载籍，以掇其精而哜其哉，而不仅以多藏为富：是岂惟齐鲁之杰？”

周永年读书期间，辑得《先正读书诀》，开中国史上系统搜集整理古人读书治学理论的先河，在清代乾嘉年间广为流传。其中的科学阅读法，对今人学习仍大有裨益。

从泺源书院毕业前后，周永年与献县纪晓岚、平原董元度等，在泰山结“海岱诗社”。

后来，周永年考中进士，被征入四库全书馆办书，立下“三不朽”功勋：

其一，周永年倡行《儒藏说》，发出了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先声。

其二，周永年作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编纂者，是乾嘉汉学的领军人物。

其三，周永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藉书园，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乾隆三十六年(年)，周永年考中进士，在铨部候缺，不久回到济南。他在济南、北京等地呼吁，要像佛家建佛藏、道家建道藏一样，儒家也要建儒藏，“因著《儒藏》之说一十八篇，冠于书首，以为永久法式。”他提出私书公读：“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他要“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又作《儒藏条约三则》，对《儒藏说》进行补充。

北京士林圈子，很快有人群起响应周永年《儒藏说》。是年二月初六，四库全书馆开馆。闰三月十一日，纪晓岚奏请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等“五征君”进京办理《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年)春，周永年晋京办书，先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分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编纂，后被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继而升任翰林院检讨。年四月二十八日，特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充四库全书纂修馆纂修兼分校官。

短短两年，周永年被火线提拔，缘于他在辑佚《永乐大典》、编修《四库全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韵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现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当时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亲在馆中，茧丝牛毛，独为其难。”

周永年最后“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永乐大典》通校了一遍，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重要文献。此外，“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

周永年在四库馆期间，还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珍贵书籍。与同馆的纪晓岚、戴震、邵晋涵等，都是以标榜汉学为主的考据学派大师，他们主张考据学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共同把乾嘉学术推向了历史高峰。

当时，馆中出现了汉宋学术之争。汉学家们批判姚鼐等所持程朱理学并非儒家正传，而是受了释、道污染，姚鼐最终被逼出走。周永年、程晋芳对姚鼐最为包容，还十分推重他的古文。年五月五日，周永年更在姚鼐恩师刘大櫆八十寿辰上，直接褒奖其文：“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桐城派”从此开宗立派，威名远播。

周永年践行藉书园，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创议人，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年春，周永年刚认识桂馥时，就已积书五万卷。于此前后，周永年主修或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及《东昌府志》等地方志，他甲于山左的丰富藏书，是他纂修山东地方史志的强大资料库。后来，周永年通过聘请专人在北京琉璃厂等地广泛采购稀有书籍，又利用从四库馆借书回家校理的便利条件，“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终于积书十万卷，并编写了《藉书目录》，成为国内藏书家中的佼佼者。

年前后，周永年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落地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先在青州、泰山、莱芜等多地选址，最后与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

周永年创办的藉书园，至少有四种功能：一是购书、抄书、藏书，即藏书楼的功能；二是售书，即书肆、书店的功能，所刻书多寄王相符家代为消散；三是刻书、印书，即刻书铺、出版社的功能，他刻印了张养浩、赵执信、张尔岐、戴震、惠栋、王苹、张元等先贤遗作；四是通过交换图书目录等方式向外借书，即公共图书馆至少是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周永年的藉书园，实为当时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章学诚《周书昌别传》中，对藉书园“文化综合体”的多种功能都有记载。

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他在北京期间，甚至一度以“贷园”为号，“贷”也是借的意思。当时从北京藉书园借到书的学者很多，有案可查的名人就有孔继涵、李文藻及万斯同的后人等。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这是“周永年所设想的一幅公共图书馆的蓝图”，周永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被后人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不止于想把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就是开学院、办教育，最后“苦力屈不就”。桂馥在《周先生传》结尾论曰：“使先生讲授藉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这也从侧面印证出，藉书园成功实现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只是办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而已。

据记载，周永年和桂馥的藉书园落地在五龙潭畔，矗立在由贤清园改建的朗园之中。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八十八年。当然，从目前可查的历史资料来看，朗园随着周家后人外任做官、告老还乡而时兴、时废。而且，藉书园在开办期间，是否向公众开放或以“交换图书目录”的形式在朋友圈开放，也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论证。

年七月，周永年逝于济南城西东流水朗园(今五龙潭公园李家池子附近)。今年是周永年逝世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二百多年前这位首倡公共阅读的旷世大儒——周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