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刘青峰佛教进入中国的三个阶段双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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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船长！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消化佛教的结果，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不了解佛学就无法理解唐代思想和宋明理学，也无法理解清代以后乃至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这已是学术界共识。这一壮丽的消化过程，历经千年之久。

要讨论中国文化消化佛教的机制，在搞清什么是佛教，特别是印度佛教之后，才能理解中国人是如何接受佛教中“如来”和“真如”等深刻观念，意识到在个别主体之上存在一个超越的普遍主体，个体可以通过修炼追求与这个普遍主体的合一。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才有心性论儒学的兴起，并成为重建家国同构的意识形态。

此后，唐儒意识到，必须复兴中断已久的孟子心性论作为儒学道统，并以常识理性两层次结构为儒学心性论打下形而上基础，经过第二、第三阶段的融合，中国文化最后才能消化佛教。今天的这篇讲的正是中国文化接受并消化佛教的这三个阶段。

佛教进入中国的三个阶段

文/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人对佛学的接受过程大致经历了选择性吸收（即格义）、学习和重构三阶段，最后是中国式佛教即心性论佛学的成熟和盛行。中国接受并消化佛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与中国文化主流思想的关系也相当纠缠、复杂，但只要抓住观念意义演化的主线，就一点儿也不杂乱。

格义阶段：选择性吸收

第一个阶段是格义。什么是格义？格义就是用中国人熟悉的观念来理解（格）外来观念的意思（义），对佛教的亲和是通过道家和玄学的无、自然等观念，去格佛学的空、真和妙有之义。玄学中注老子和注庄子的侧重不一样，注庄子是以自然为道德，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常识理性；而注老子则是把向善的意志指向无，以无为作为至高道德，它可以接引佛学的空，只要终极目标从此世走向舍离此世，就是中国式佛教了。

佛教最早传入约在公元七十年前后的东汉明帝时期，根据巴利文佛经编译出的极为短小的《四十二章经》，使用了士人熟悉的儒家道德观念，如用“善”和“仁爱”来宣讲小乘佛教的解脱教义和戒律。这说明士人一开始就是用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来理解佛教的。由于儒学基本价值和佛教相悖，佛教刚传入时士大夫将其视为神仙术，影响不大。东汉解体后，社会动荡不已，生命易逝，生活中没有安全感，印度大乘佛教为在苦难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提供了心灵慰藉和一整套修身方法，开始快速传播。

东汉晚期，第一部中文大乘般若经典《道行般若经》由通中文的西域僧人支娄迦谶（约二世纪）译出。经文使用“无”“本无”“自然”等道玄术语，去格义佛学的“空”“真如”“性空”等概念。三国时吴国大月氏后裔支谦法师（约三世纪）又重译般若经《大明度无极经》，用“大明”译“般若”智慧，用“无极”译“彼岸”，“度无极”是讲解脱之道。这两部大乘般若经的中译本，出现在正始玄风兴起之前。正始玄风兴起时，在洛阳聚集着很多玄学名士和译经传教的西域、印度僧人，般若学与玄风互相激荡，深得君王、名士之心，大乘佛学迅速传播。

早期般若经的中译，常用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无”和“自然”这两个核心观念去格义佛教般若学，很容易为士人接受，但是也会造成对佛学的极大误解。表面上看，“无”和“空”有点近似，实则两者有根本差异。道家和玄学的“无”，是与“有”相对的、客观的“无”，用这种意义上的“无”去格义佛学的“空”，会造成对佛学“空”义的重大误解。

我曾介绍王弼对“无”的看法，他说，如果要理解万物万形如何产生，就必须归一，这个“一”就是“无”，宇宙万物始于无。他用“无”来定义“道”，从而把“无”提升到超越具体的有和无的存有论高度。但是，佛学的“空”根本不是指万物的生成或存有，即不是客观的“有”或“无”的问题，而是讲万物及自我皆无自性，它们统统是由十二因缘建构出来的虚幻假象，缘起而生、缘散而灭，离开主体的建构就什么都没有。早期般若学中译使用的“本无”一词，与王弼玄学中的“本无”，即万物“以无为本”并非一回事。佛学中的“本无”是用于指称那个超越个别主体、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普遍主体，即是绝对的“真”，也即“真如”。

早在玄学兴起前，东汉支娄迦谶等僧人已开始使用道家“自然”一词来翻译般若经典的“自性”“空”等观念。玄学兴起后，“自然”一词之义更庞杂，用在格义佛学的意思也更为宽泛。曾有学者把西晋竺法护（约三四世纪间）中译的《正法华经》里作为名词使用的“自然”与梵文对照后发现，“自然”一词居然对应着佛学里至少五种不同的重要概念，如“自性”“本性”和“涅槃”等。佛学本意是阐释解脱之道，否定万物的实有和自性，追求与普遍主体合一的涅槃境界。

在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一词的意义不同。因此，格义佛学经典中的“自然”一词意义，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说法或侧重，也就更加难以把握了。郭象哲学使用的“自然”，是形而上的“玄冥之境”和现象界的“物各自造”这两方面的统一根据。他也曾用“自然”来解庄子的“真宰”和“性”，说明形而上的无和性都是出于自然，不必再去深究其意。但是郭象讲的“任真而直往”，体现在此世的儒家六经上，而佛家追求的“真”是出世的、彼岸的普遍主体。

总之，用玄学的“无”和“自然”去格义般若空宗的中心思想，如“空”或“性”“法”“真如”，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意义混淆，引起激烈争论。使用道家或玄学观念去格义印度大乘般若学，由于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因而形成了中国大乘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不同流派。你们看，在中国文化吸收大乘般若学的第一阶段，有多热闹啊。

学习阶段：佛经大翻译运动

正当南方东晋的六家七宗为般若学的义理争论得互不服气、互不相让时，北方的后秦迎来精通般若学的大师鸠摩罗什法师（~）入住长安，开启了长达三百余年的佛经大翻译运动，推动中国文化进入学习印度解脱文化的新阶段。中国文化用道家或玄学观念去格义佛经，只是亲和接受佛教必经的第一步，佛学的下一步发展是对格义佛学产生的各种歧见和流派来个大清理。只有经过第二阶段的正本清源，士人向善的意志才由道德心渐渐演变为对佛性的理解，才会放到佛学的普遍主体上来。

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鸠摩罗什太重要了。南怀瑾先生（~）讲过许多鸠摩罗什的故事，他说当时为了请鸠摩罗什，君王及强人竟不惜发动战争灭掉几个小国。鸠摩罗什在当时就是这么重要。鸠摩罗什深知东汉末以来中译般若经已带来极大误解，于是他带领八百弟子，历时十二年，重译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佛教经典。他在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时加了六十多万字，重新解释和命名佛教的关键词。例如，他把支娄迦谶、支谦译的般若经“本无品”改为“真如品”，把旧译中的“自然”改为“真性”。此后，经过鸠摩罗什重译的重要佛经和佛学术语，流传至今。

僧肇（~）是鸠摩罗什的最有名门生，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标志性的重要人物。僧肇自幼受玄风浸润，“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又通儒家。他出家师从鸠摩罗什之后，曾讲习鸠摩罗什所译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对中观空论有很深的理解，被鸠摩罗什叹为奇才，称他为中土“解空第一”。《肇论》是僧肇的中观论文集，是中国佛学由格义阶段向学习阶段转化的代表作。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肇论》中的两篇代表作。《般若无知论》一文专讲什么是般若的超越智慧。从篇名看有点奇怪，般若怎么会与“无知”相关呢？僧肇是从“圣心”与“凡心”的区别来说明什么是般若。他说，“凡心”的有知，只是对现象的具体知识，这种知识再多，也不显智慧。“圣心无知”则是一种精神上的绝对无差别境界，这种“无分别智”的超越智慧，可称为“不知之知”，故“无所不知”。这很像老庄和玄学说法，是把佛看做圣人。与道家和玄学不同的是，般若智能的目标不在人间世俗社会，而是要开启凡夫俗子的觉悟，去体悟追求与彼岸的无相真理合一的解脱之道。

六家七宗中有三个重要流派，分别从“本无”“心无”和“即色”来解般若学的“空”。僧肇针对这三家写了《不真空论》，批判它们都背离了般若学。“不真空”是什么意思啊？即世间万象是不真（“不真”意为不根本，即指无自性）的，这就是“空”之大义。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其意思是，现象界的万有万事及其变化，统统是缘起缘灭的条件性、由意向性偶然建构出来的假象，其本性是空，因此是假有，假有即不真，即空。僧肇除了讲万物是“有者非真有”的空之外，还讲了存在一个真实的绝对主体，它超越有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有无称异，其致一也”；这个真实的普遍主体可以“触事而真”。这就是后来中国佛学讲的“真空妙有”。

“妙有”概念出自王弼。如前所说，王弼在解释生成万物的“一”即“无”时，使用了“妙有”的概念。虽然道家和玄学中的“无”并不是佛学中的“真”，但僧肇的“触事而真”与王弼“妙有”在思路和用语上却有相通之处。另外，僧肇讲“圣心无知”，也继承了王弼的“圣人有情”及“老不及圣”的淑世关怀，他本人很注重发挥大乘普度众生、慈悲救世的入世品格。因此，僧肇既是般若中观学的重镇，受到佛门激赏，同时他又被儒门中人赞为“佛之正说”。可惜的是，僧肇这位佛学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也和王弼一样早殇。

中国的佛经大翻译运动是由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开始的，主要是翻译般若中观学的经论。此后，佛经的大翻译又转向大乘佛教的唯识论，其中最著名的译经家就是《西游记》中的那个唐僧，即玄奘。在玄奘之前，还有南朝梁武帝（萧衍，~）礼请来华的另一个梵僧真谛（~），他的名声虽不及鸠摩罗什和玄奘，但也名列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真谛和玄奘翻译的基本是唯识论。我问一个问题，佛经大翻译运动搞了两三百年，经典成堆了，中国式佛教也在兴起，为什么玄奘还要花毕生精力到印度去取经呢？这是因为玄奘觉得当时流行的大量中译本佛经多有舛误，因此他要去印度求真经，弄清楚佛陀到底是怎么讲的，把纯正的唯识论带回中国。

玄奘千辛万苦跑到印度去取经，游学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学问精湛，口才了得，到各地论辩佛理，打败很多印度和尚，名震五竺。有一次，两个小国因为争相邀请玄奘到本国讲演，几乎要动刀兵打起仗来。他在印度时还用梵文写了三部论著，成为中国佛教界唯一对印度佛学发生影响的人物。玄奘把大乘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世亲写的《唯识三十颂》及另外印度十大论师对该论的诠释，编译为《成唯识论》，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唯识宗。

我们可把玄奘取经看做是试图扭转中国式佛教、重返印度佛教运动的代表。虽然，他澄清了中国式佛教对唯识论的误解，他倡导的唯识论在当时影响也很大，但长远看并不成功。玄奘的翻译忠于原典，但过于深奥，后来流传下来的大多仍是鸠摩罗什的译经，而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仅传四代而绝。从中国佛教宗派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唯识论没有般若和禅宗大。为什么中国人对唯识论兴趣不大？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唯识论的义理太复杂，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人一旦真正理解了般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