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谶的翻译,继安世高之后,进一步让当时中

李从悠 https://m.39.net/pf/a_7357147.html

一、译经概述

在汉代佛经翻译界，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与安世高堪称“双璧”。稍早于支谶的安世高，是以翻译小乘典籍为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小乘佛教基本理论和修行方法介绍到汉地，尤其是第一次把小乘禅法成功地译介到汉地，并且形成了广泛影响，使汉地有了禅法传授系统。支谶翻译的经典种类更多，大小乘典籍都有，但以大乘经典为主，他是把大乘佛教典籍译介到汉地的第一人。他首次把当时大乘般若学的重要经典翻译出来，直接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安世高的影响主要在禅法修行方面，支谶的影响主要在般若学说方面。可以说，支谶的翻译事业继安世高之后，进一步开阔了当时中土人士理解、认识佛教典籍的视野，并且为般若学进入中国思想界提供了资料储备。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第二》的记载，支谶是月支国人，“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东汉桓帝末年从月支到达洛阳，通晓汉语，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从事经典翻译。以后不知所终。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第一》，支谶译出的经典有十四部二十七卷。在十四部经典中，道安时代能看到写本并知道确切翻译时间的有三部，即《般若道行品经》（也称《道行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经》）十卷（或记为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译出；《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译出；在僧祐时期已经不存文本的有《般舟三昧经》一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

另有《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阿阇世王经》二卷、《宝积经》一卷、《问署经》一卷、《胡般泥洹经》一卷（不存）、《兜沙经》一卷、《阿佛国经》一卷、《孛本经》二卷（不存）、《内藏百宝经》一卷共九部经典，因为“岁久无录”，经过道安从译文体裁、风格等方面考证，认为“似谶所出”。又有《伅真陀罗经》二卷，是道安没有记录的。另外，有学者认为，《出三藏记集》中所列的《光明三昧经》一卷（不存）是把支曜译本误记为支谶所译。

支谶的翻译水平也得到后世的称赞。《出三藏记集》认为，支谶所翻译的经典，“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所谓“审得本旨”，是说他对经典原文理解深刻，并且能够不走样地表达出来；所谓“了不加饰”，是说他的译文能够尽量保持经典的本来面目，没有因为遣词造句的不当让人感觉到与原典拉开了距离。

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志，是多种类典籍的不断出现，其中，最早出现的大乘典籍依次有“般若”“华严”“宝积”“方等”诸类。支谶所翻译的大乘经典种类多样，涉及多类典籍，基本反映了早期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的实际情况。他所翻译的经典部类之广，不仅超过同时代的安世高，而且直到西晋竺法护时才被超越，此间时间大约有两百年了。

在支谶的译籍中，属于文殊般若类的经典有《般若道行品经》（简称《道行经》）、《内藏百宝经》《首楞严经》《阿阇世王经》等；属于华严类的有《兜沙经》；属于宝积类的有《摩尼宝经》《阿佛国经》《宝积经》《般舟三昧经》；属于方等类的有《问署经》等。诸多类别的大乘经典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还难以区分，但是无疑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以下介绍三部学说特点鲜明的经籍：《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兜沙经》。

二、《道行经》与大乘佛教的共性

支谶译出的几部文殊般若类经典，中心思想都是叙述般若学基本理论和修行规定。相对来说，其中的《道行经》是最重要的代表，它不仅是大部《般若》中的骨干内容，而且对以后的中国佛教义学发展影响很大。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七未详作者的《道行经后记第二》记载：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

从这个后记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当时参加该经翻译的人是比较多的，既有外籍僧人，也有中土在家信徒，翻译工作是在寺院里进行的。

支谶的《道行经》后来被称为《小品般若》，是首译。该经的第二译是三国支谦译出的《大明度无极经》，第三译是东晋鸠摩罗什的译本。与该经相对的《大品般若》，指的是《放光》和《光赞》，是在西晋太康七年（）和元康元年（）才分别翻译出来的，比《小品》晚出一百多年。《道行经》与《般舟三昧》同年翻译出来，曾引起不少猜测。看来，支谶翻译经典的习惯，并不是翻译完一部再翻译一部，而是齐头并进同时开始翻译多部经典。所以，可以出现两部经典同时翻译完成的现象。

大乘佛教教义在汉代以后中国佛教界、思想界以及民间信仰中影响最为广泛，中国以后被称为大乘佛教的故乡，就是因为大乘思想比小乘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流传得更加广泛。从其具备的思维方式、宣扬的基本理论、倡导的修行方式、塑造的信仰对象等各个方面考察，大乘佛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远远比小乘佛教更有吸引力、更有影响力。大乘佛教典籍中最早出现的是般若类经典，这类经典不仅提出了不同于小乘佛教的新思想、新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般若学奠定了整个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在整个佛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思维方式。

在支谶译介大乘佛教之前，尽管佛教已经在汉地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已经有安世高对小乘佛教基本理论的成功译介和弘扬，但是，对于哲学思辨性更强、神话色彩更浓的大乘佛教，中国人士还没有接触到。在支谶译出的《道行经》中，就包括了不仅所有大乘经典共有的学说，也包括了以后大乘多类经典所共同继承的学说。

唐代玄奘编译了般若类经典的总集《大般若经》，有六百卷，列为十六个部分，前五个部分被称为“根本般若”，按各部分的详略程度分为大、中、小三类，其中分量较小的部分就是最早出现的内容，《道行经》就在其中。因此，《道行经》不仅是翻译最早的一部般若经典，同时也是印度般若类经典中出现最早的一部经典，其学说也构成了整个般若学的基础，带有从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过渡的性质。

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乘佛教典籍，《道行经》中包含了对以后大乘佛教各类经典、各个派别都有影响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此前部派佛教所没有的，是新思想、新教义。以下简述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