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怀若谷的大乘楞伽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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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怀若谷的大乘楞伽禅法

达摩以四卷《楞伽经》宣扬一乘禅法，弟子当中涌现出讲说经论和注重实修两大系。讲说经论者以“籍教”为基，著文作疏，敷扬义理，形成了分别名相的楞伽经师；注重实修者则从“悟宗”入手，“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形成了不重经教的楞伽禅师。

《楞伽经》以阐扬如来藏义为宗，同时又强调破除言相执著，这个观点与达摩祖师所传“虚宗”正好契合。因此，自慧可禅师以后，楞伽禅师们便继承了达摩祖师不重经教重悟宗的法门广传楞伽禅法。慧可禅师更是“专附玄理”而不执著言相文句，对于传《楞伽经》流于名相的现状产生了担扰：“可每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慧可禅师的担扰是针对哪些不重实修，专以讲说为务的楞伽经师而言，因此力倡“专唯念慧，不在话言”，进而“忘言忘念”，以“无得正观”为宗。但是，虽然慧可禅师努力扶正纠偏却还是难以改变《楞伽经》落入名相的现实。

而楞伽禅师们则重悟宗而不重经教文句，因此在论及师资传承时，只强调密授“心法”，而忽略了《楞伽经》的作用。设或提及也只是谓“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出楞伽师资记》）

达摩祖师提倡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是导致《楞伽经》不再受到重视的主因，楞伽禅师们认为《楞伽经》在达摩祖师所传禅法中只是初方便，是“籍教”而“悟宗”的言相文句，是“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的摆设，因此他们更侧重的是佛祖的“以心传心”。

楞伽禅的理论依据还是依托四卷本《楞伽经》，以“一心”为重点，认为“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为参究的根本；以“无法可得，无相可求”，清苦禅修为业，以自性觉悟为目标，以寂静涅槃为人生究竟。在这里，佛与众生，佛性与众生心性渐趋统一，佛与众生不再对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个“心”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的根本，但于心地用功夫，返本溯源，破除妄想执著，自能显现真如实相，故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五灯会元》卷三）

楞伽禅不重经教文句，而是强调体悟心证。认为经教文句只是引导众生觉悟的一种善巧方便，是随众生心之所应而说，并不是佛法的真谛。真谛必须要“远离言说、文字、妄想”，经中所说“佛不说一字”，与《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观念相一致。认为“宗通”即是心悟，达摩祖师正是依此理论而倡“籍教悟宗”，不排斥经教，又不执著于经教，把重点放在心证体悟上。以后的楞伽禅师们大都秉承这一理念各发心意，如慧可禅师的“精究一乘，附于玄理”，弘忍禅师“不出文记，口说玄理”，慧育禅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都重在彰显领宗得意，直契真如妙境的楞伽禅精神。此时的《楞伽经》已经成为密相传授，付法印信的象征了。

楞伽禅在行持上还是侧重坐禅以修心，通过思维观想渐趋涅槃解脱。经中也讲到于空闲处或于寂静处独坐思维，以观心、内省，使妄念之心转入本来清净心。此经的初译者求那跋陀罗尊者也倡“默心自知，无心养神，无念安身，闲居净坐，守本归真”。达摩祖师更强调“壁观”、“安心”行法，依“理入”、“行入”相辅，安心如壁立，不偏不倚，不起杂念，舍妄归真，从而达到无自无他，与道冥符的境界。慧可禅师也说“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并认为“妄念不生，默然净坐，大涅槃日自然显现。”（《楞伽师资记》）三祖僧璨禅师也主张“以寂照妙用摄群品流注生灭，观四维上下，不见法，不见身，不见心，乃至心离名字，身等虚空界，法同梦幻，无得无证，然后谓之解脱。”并躬身力行“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楞伽师资记》）

楞伽禅发展到北宗时，神秀禅师不但秉承了净坐修心的行法，进而提出了“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的完整禅修方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引）

楞伽禅法融摄空、有妙理，以般若性空义阐释如来藏清净心。楞伽禅师们在以《楞伽经》悟宗印心的同时，开始借鉴其它经论来指导修行。从达摩祖师开始，所籍之教中既有楞伽心性论，同时兼具大乘般若的实相说，这成为楞伽禅系的显著特征之一。达摩祖师所倡“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即是《楞伽经》如来藏佛性论说；而“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的空有不二又兼具大乘般若思想。道信禅师所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在依《楞伽经》发意的同时，更融入了《文殊说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的义理。净觉法师所著《楞伽师资记》在强调真如心性的同时，更发挥了般若中道和无所得思想。广义上的楞伽禅发展至此，开始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多元化新局面。

楞伽禅是中国大乘禅的肇始，它涵盖了楞伽禅师和楞伽经师两大禅系，达摩祖师的如来禅也只是楞伽禅中的一部分。但是后世禅宗却不完全认同楞伽禅的法脉传承，他们只认可自达摩祖师到五祖弘忍禅师的“东土五祖”传承，以及“南顿北渐”的惠能禅师和神秀禅师对弘忍禅师禅法的继承。想要明白其中原委，首先就要厘清如来禅与楞伽禅之间的关系。

自从求那跋陀罗尊者译出四卷《楞伽经》以后，以此经为印证相传授的楞伽禅师和楞伽经师发展成为庞大的法系。在禅师和经师以外，还有不同的师门传承者。达摩祖师所传的如来禅只能算是楞伽禅中的一个支系，其特点是一脉相承，单传直指；而楞伽禅虽然也依师承相传授，但最大的特点是不拘泥于一人一代的传法模式，所以它的影响面更加广泛。

净觉法师著《楞伽师资记》中将求那跋陀罗尊者奉为楞伽禅初祖，达摩为二祖、三祖慧可、四祖僧璨、五祖道信、六祖弘忍；弘忍门下神秀、玄赜和老安禅师并列为第七代，神秀门下普寂、敬贤、义福和惠福禅师四人被列为第八代。而禅宗《历代法宝记》则对这种排序提出了反驳，认为求那跋陀罗尊者“自是译经三藏，小乘学人，不是禅师，译出四卷《楞伽经》，非开授《楞伽经》与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自二十八代首尾相传，承僧迦罗叉，后慧可大师亲于嵩山少林寺，问达摩祖师，承上相传付嘱，自有文记分明”。另外，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如来禅和楞伽禅之间在行持和理论上存在的差别。

理论上存在殊异。如来禅提倡“籍教悟宗”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楞伽禅则认为语言文句不能彰显真谛妙理，主张“专唯念慧，不在话言。”禅法宗旨是“忘言忘念，无得正观”，重“领宗得意”而不拘泥文字。楞伽禅的这些理论也被如来禅所继承，并在抬高“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教外别传的不立文字奠定了基石。到弘忍禅师时，开始舍弃“籍教悟宗”，而主张“心是十二部经之宗”，认为佛的一切言说教法都是为了引导众生“守本真心”的方便法门，“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是要也。”（《最上乘论》）指明修行可以不执于教法，直契心性，但守一心，即可觉悟成佛。这种对自心的强调和对经教的态度，确立了禅宗“教外别传”，以“心”为宗的目标，为后世禅宗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境界的不同。楞伽禅的心性论注重返归清净本心，以心无所著而与宇宙实相统一的“与道冥符”作为禅修的最高境界。要求本净的真性与真如实相冥然相符，这还是早期传统的“心注一境”禅观法，所观之境，所入之境，还是心外的缘境。如来禅却以“心”为重点而起修，继达摩祖师倡导“安心”禅法以后，有关心的说法异彩纷呈，“观心”、“证心”、“看心”、“摄心”、“守心”、“无心”，以“心”为宗把如来禅推上了由“悟宗”而转向“悟心”的轨道。修行的重点由外转向内，“与道冥符”升华为“明心见性”。慧可禅师的“是心是佛，是心是法”就是把自觉本心作为悟道之本。道信禅师也提出了“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景德传灯录》卷四）。从达摩祖师的“与道冥符”和慧可禅师的“身佛不二”，到弘忍禅师的“了此心源”和神秀禅师的“观心”，再到六祖惠能禅师的“无念”，可以说是如来禅对楞伽禅的提升，也是如来禅朝着“识心见性”的祖师禅迈进的阶梯。

行持方式上的分化。楞伽禅在提倡随缘而行的同时仍然注重坐禅默想，而如来禅则在保留坐禅的同时主张随缘而行。僧璨禅师和道信禅师分别主张“不用求真，唯须息念。”（《信心铭》）“任心自在，莫作观行”的禅修理念。（《景德传灯录》卷四）充分体现了无求无得，任心逍遥的具有老庄自然风度的随缘适意，为东山法门以后禅与农耕及禅与生活的结合，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相比，楞伽禅偏重自我的苦修苦行，如来禅则逐渐发展为聚众共修，形成了以行禅为特点的教团和教派，到弘忍禅师大开东山法门，中国禅宗终于开花并硕果累累了。

楞伽禅是中国禅学从小乘禅步入大乘禅以后形成的禅学体系，其传承自魏晋一直延续至中唐时期。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以大乘般若思想注疏《楞伽经》，以讲习为业的“楞伽经师”和“口说玄理，不出文句”以践行为业的“楞伽禅师”两大佛教主流禅系，通俗来讲就是以理论与实践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禅学系。其中心思想是以楞伽心性论与般若实相相学相融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如来禅、祖师禅、终于实现了印度禅向中国禅宗耀变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