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张辛碑帖简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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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简说

张辛

学书，古时谓之“临池”。即临近砚池，吸水发墨，以濡毫泚笔学习写字的意思。

如何临池学书？凭空臆造，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当然不行，必当从其善者而求之，即须以书之得法之字为范字，以之为字模，经过与之接触，耳鬓厮磨，熏陶感染，以期由法书之字取代自己之字，使自己之字循规合矩，渐生神采，是谓成功。

图片赏析：石鼓文

然而，可以作范字之法书何处寻求？当然我国先圣时贤代不乏人，其手迹墨本最为可贵。可以观察其用笔使转，可以摩娑其溶墨入纸，可以展玩其结体章法，既能窥其一斑，亦可得其全貌。然则，谈何容易！名家墨迹历代都掬为旷世至宝，一般学书者基本无从得见。

幸好，古时为纪胜、颂功、旌德、志事的文字，惟恐不能历久，或“镂于金石”，或“琢于盘盂”（《墨子·兼爱下》）。其固然属于手艺加工，可能有失本来风貌，然则究竟去之不远。工匠刊刻技术能力有高有下，下者与原作必有距离，而高者甚或有所增益。不论如何，总是远胜于无。于是学书者可以就金临石而求之，把玩扪搎，从字口而索求笔画，观字底而领略风神。虽然毕竟有一层隔膜，但总归可以有所把捉。

不过这样寻求字模，必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如欲置诸座右，朝夕观摩习读，则煞是困难。于是先人便发明了一种补救办法，这就是抚石展纸捶拓－—这是一种尽可能不失碑上字迹的印刷初步，但比印刷品具有凹凸感。虽然字底角度掩映的风神不可再得，但字口明晰可观。作为字模以求规范，则较之临场观原石无疑方便许多。

图片赏析：秦琅琊刻石

拓片就石取模，既对学书者提供方便，又有利于法书名迹的流传普及。将一些先贤时哲的墨迹摹刻上石，捶为拓片，或装帧为册，专供学书者习字临池，这就是所谓“法帖”。

在通常话语中，对于「碑』「帖』的概念是模糊的。常常混为一谈，或字帖或碑帖。其实，“碑”是“碑”，“帖”是“帖”，由来不一，性质不同，功用有别。一者旨在铭功刻石，属时人原刻，内容庄重而丰富，重在实用；一者主要为取范临习，刻意复制，重其艺术性，原多为信手率意之作，其内容或可忽略不计。于是书学上有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即前者谓之“碑”，后者则谓之“帖”。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对“碑”、“帖”做过专门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了帮助大家在学习时有个基础性的认知，我们谨作以简介：

一、“碑”的发生、发展

前人论碑，常由三代（夏、商、周）开始。宋人欧阳修、赵明诚、郑樵，明人杨慎、郎瑛、沈镒、杨时乔、杜壹等都在他们所撰金石书中，收录有所謂衡山《岣嵝碑》、赞皇《坛山刻石》、卫州《比干墓志》及贵州《红崖刻石》等，而名之为“三代刻石”。实际均属穿附会之说，不足凭信。从今天所见拓本考察，都是较晚的东西。

图片赏析：西汉五凤刻石

我国最早的刻石，是唐初出土的“雍邑刻石”，或曰“岐阳刻石”。其形制有似高脚馒头，故人习称石鼓。《后汉书·窦宪传》李贤注曰：“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明郭宗昌据之正其名为“石碣”，至确。“碣者，揭也。”（《汉书·扬雄传》）《说文解字》曰：“碣，特立之石。”可知碣实与碑不同。碑者，卑也，扁薄也，故指向死人。碣则指向生者。由石鼓文看，其与铜器铭文性质相同，亦属于铭功纪德之作，因此我们认为碣当是青铜彝器之替代转型。其字体为大篆，旧曰籀书。时代属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最早的石刻。与“雍邑刻石”大约同时或稍晚的，是宋时出土的《诅楚文》三石，字体与石鼓文略似。与石鼓同时或稍晚的还有一种石刻文字，即十二面体的玉柱“行气玉佩铭”，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气功的记载，字体已近秦篆。

秦始皇统一中国，为颂扬功德，延其霸业，曾七次东巡，每到一处，必有刻石。据记载计有峄山、泰山、之罘、琅琊、碣石、会稽等七刻。除“峄山刻石”外均见于《史记》。而只有“碣石刻石”称“刻碣石门”，其余均曰“立石”。可知前者疑为摩崖，后者形制据云与“雍邑刻石”无异。字体属秦篆，均出李斯之手，但碑文并不载后人著录。

图片赏析：东汉石门颂

陈槱《负暄野录》引梁尤袤语云：“西汉二百年无碑，盖王莽恶称功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不容略留。”此论不知出于何处，正史无载。汉承秦制，秦尚不见墓碑，但有刻石，故西汉不见墓碑自是情理中事。西汉碑刻很少，不见墓碑、墓志、庙碑等，可收集到拓本并可确认者约有十种：

一、群臣上寿刻石（公元前年），篆，河北永年县。

二、鲁北陛石题字（公元前年），篆，原藏北大，后归孔庙。

三、广陵中殿石题字（公元前54年），汉隶，由江都转孟庙。

四、巴州民杨量买山记（公元前68年），汉隶，四川巴县出土。

五、霍去病墓石刻字（公元前57年），一篆、二汉隶，兴平县窦马。

六、鲁孝王五凤刻石（公元前56年），汉隶，孔庙。

七、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汉隶，山东肥城，现存山东博物馆。

八、上谷府卿坟坛（公元前7年），汉隶，孔庙。

九、祝其卿坟坛（公元前2年），汉隶，孔庙。

十、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汉隶，邹县，现存孔庙。

均字数很少，不成文。这里所谓汉隶，指西汉时所通行字体。

图片赏析：东汉史晨碑

东汉为碑刻盛世，可以称为我国碑刻艺术的一个高峰，碣、碑、志、阙和石经等一应俱全。当时所谓“门生故吏”往往在其府主过世后，如丧考妣，为其刻石歌功颂德，于是东汉桓、灵之际，真正意义的墓碑（石制）正式产生。建碑之风极盛一时，碑碣林立，遍及各郡。从郦道元《水经注》直至清末翁方纲《两汉金石》、王懿荣《汉石存目》、王琛《汉隶今存录》所著录，加上解放以来陆续出土的一些汉代碑刻，总数已达二百多尊。其著名的有《鄐君开通碑》（年）《三公山碑》（年）、《少室道阕开母庙神道阕》（年）、《北相景》（年）、《乙瑛碑》（年）、《礼器碑》（年）、《华山庙碑》（年）、《孔宙碑》（年）、《鲜于璜碑》（年，年天津出土）、《衡方碑》（年，）、《前后史晨碑》（、年）、《夏承碑》（年）、《孔彪碑》（年）、《鲁峻碑》（年）、《韩仁铭》（年）、《谯敏碑》（年）、《曹全碑》（年）、《张迁碑（年），以及“三颂”：《石门》（年）、《西峡》（年）、《甫阝阁》（年），还有《熹平石经》（－年）等。

若论诸汉碑的书法特点，可谓神韵咸备，又各具英姿。如《张迁》之质朴劲健，《乙瑛》之平正谨严，《礼器》之瘦硬通神，《衡方》之苍劲丰腴，《熹平》之方整入矩，《石门》之开张无羁，《西狭》、《甫阝阁》之古拙魁伟，《史晨》之古厚端庄，《曹全》之秀美典雅……

至于撰、书人，汉碑一般均不题署。今可考者惟《郭有道碑》，为蔡邕撰文。《熹平石经》多为蔡邕书。署明撰、书人的碑只有《武班碑》，为纪伯元书，《西狭颂》为仇靖书，《甫阝阁颂》为仇靖文，仇绋书等几尊。

图片赏析：北魏张玄墓志

三国时期，曹操一反前制，下令禁碑。但由于天下分裂，其禁令并未完全施行，仍出现不少墓碑和庙碑，著名者有曹魏《劝进碑》（即《公卿上尊号奏》，年）、《受禅表》（黄初元年，年）、《封孔羨碑》（年）、《范式碑》（年）、《曹真残碑》（年代不明）、《王基断碑》（年）、孙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年）、《禅国山碑》（年）、《天发神谶碑》（年）、《葛府君碑》（只见碑额）。蜀碑仅有个别著录，但未见真迹，多不可信。其它还必须提及的有著名的分别以古文、小篆和隶书书写的《三体石经》（-年）和褒斜道摩崖刻石《李苞通阁道记》（年）。三国时代碑字体一般仍为隶，个别为篆。《葛府君碑》则是为人所重的“正书鼻祖”（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此时，一般也不明署撰人和书人。

自西晋至隋统一可以说是我国碑刻艺术的全盛时期，墓碑、墓志、买地券、庙碑、摩崖、造像题记、石阕、经幢等自兹齐备。如果把秦、西汉喻为吐蕊，把东汉三国喻为开花，那么此时便可称得上是结实了。由于晋武帝曾下诏重申禁碑令，所以墓碑仍少，只有《明威将军郛休碑》（年）、《任城太守孙夫人碑》（年）、《韩寿表》（？）、《枳阳府君碑》（？）等有限几尊。庙碑有《皇帝三临太学辟雍碑》（年）、河南汲县的《齐太公吕望表》（年）和吉林《好大王碑》（属碣）。墓志是禁碑令实施后，墓碑转移地下，而慢慢发展起来的。西晋墓志已较多见。著名的如《管洛志》、《成晃志》《裴祗志》、《荀岳志》、《郭槐志》、《张纂志》、《石尟志》等。

西晋以后，或许是晋武诏命的作用，墓碑大大减少，仅见出土于西南边陲的《爨宝子碑》（年），但墓志却大大发达起来。近年南京出土的《谢鲲志》、《王兴之志》、《王闽之志》、《王丹虎志》等，竟引起一场关于王羲之《兰亭序》真假之大论战。但墓志最多见者还是北朝。我们今天所谓魏碑多出于北魏，实际是魏志。其次，造像记、摩崖和经幢也有长足的发展。石阕和买地券不减前朝。

这个时期重要的碑志有：

南朝

宋：《萧憺神道碑》、《刘怀民墓志》、《口熊造像记》、《爨龙颜碑》等。

齐：《吕超志》、《维卫尊佛记》、《萧衍造像记》等。

梁：《萧敷志》、《瘗鹤铭》、太祖文皇帝及萧正立、萧秀、萧宏、萧果、萧绩诸神道阕题记、《程虔志》、《始兴忠武王碑》、《刘敬造像记》等。

陈：《管境碑》、《赵和造像记》等。

北朝

十六国：《邓太尉祠铭》、《广武将军碑》、《吕宪墓表》、《梁舒妻华□墓表》等。

魏：《赵琱造像记》、寇谦之《嵩高灵庙碑》、崔浩《吊比干墓文》、王远《石门铭》、萧显庆、朱义章等《龙门二十品》、《大代华岳庙碑》、《司马元兴志》、《元显儁志》、《郑文公碑》、《云峰山石刻》四十二种、《杨翚碑》、《刁遵志》、《崔敬邕志》、《贾思泊碑》、《张猛龙碑》《元彦志》、《高贞碑》、《马鸣寺根法师碑》、《李超志》、《张玄志》（《张黑女志》）、《姚伯多造像题记》等。

东魏：《高湛志》、《敬使君碑》、王长儒书《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

北齐：刻经之风大兴，多见佛经摩崖刻石。如《泰山金刚经》、《天柱山铭》、《水牛山文殊般若经》、《云峰山记》，还有泰山、岗山、铁山等诸刻，其他有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朱岱村志》、《西门豹祠堂碑》及《娄睿志》、《范粹志》等。

北周：周文渊《华岳颂》、《曹恪志》、《时珍志》及《张僧妙造像题记》等。

魏晋时期实际是中国汉字由隶到真的大变革时代。故此间早期碑铭字体一般多有隶书遗意，如《爨宝子碑》。晚期真书则基本定型，如《张猛龙碑》、《敬使君碑》《张黑女志》。这个时期，无论碑志，还是摩崖、造像记，基本统一的面貌，即大部分为扁体，而与隋唐最终定型的真书有较明显区别，故一般人称此时字体为「魏碑体」，当然归入真书。此时碑版题署撰人、书人的情况有所出现。至于魏碑的书法特点，自包世臣起多有论述评骘。康有为《广艺舟双卷四十六宗》根据特点分析为十六宗，虽不免有华而不实，故作玄虚之论，但是可供我们参考。

隋朝统一，开碑刻艺术一代新风。朱剑心先生曰：“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盖承险怪之后，渐入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此论基本正确。今天我们所见隋代名碑确有如上特点。如《龙藏寺碑》、《曹植碑》、《平陈颂碑》、《贺若谊碑》、《董美人墓志》、《常丑奴墓志》、《苏孝慈墓志》、《姚辨墓志》、《孟显达碑》、《郭芬碑》等以及历城之千佛山，益都之云门、玉函两山摩崖或造像记等都可看出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

唐承隋而更向前推进，出现了我国古代碑刻艺术又一高峰。立碑之盛，较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时代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方面：

1、上至皇帝下至大官僚、文人墨客都堂而皇之地参与到碑刻建制活动；

2、建碑制度化，依九品中正制，严格规定，等级分明；

3、碑刻多出名家高手，文词宏丽，书刻精妙；

4、道、佛经典刻石盛行。

图片赏析：隋龙藏寺碑

大唐三百年间，碑刻不下千数。摩崖、造像记、经石、经幢等不减晋；墓志、买地券依然流行、惟石阕似自兹消失。清叶昌炽曾盛赞唐造像记及经刻，说：“世竟称魏造像，不知唐刻之精，不可思议……”。其实各类碑刻都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唐碑文一般均署以撰人和书人，撰书往往均出书家名笔，不惟文辞讲究，书写更是别开生面，真、行、隶、篆四体皆备，尤以真书最具特点和有代表性，而且数量也最多，故为后人称为“楷书”。其次为行书，复次为隶书，篆碑只见于碑额。真书虞褚为一派，以柔婉飘逸为特点；大小欧为一派，以险峻遒劲称于当时；之后颜、柳为一派，则以丰腴挺秀，树标一帜。自太宗倡导以行书入碑（《温泉铭》）始，行书大盛，欧、虞、褚、冯（承素）等除擅真书外，亦都兼擅行书。后来李邕更极精于行楷。隶书精能者有卢藏用、韩择木、崔邈、史惟则、蔡有邻等。篆书，李阳冰、瞿令问、袁滋鼎足而三，而首推李氏。

唐代名碑如汗牛充栋、不胜悉举。诸如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和《砖塔铭》，欧阳询书《九成宫》、《化度寺》，小欧书《道因法师碑》及新出《泉男生墓志》，颜真卿书《多宝塔》、《麻姑仙坛》，柳公权书《玄秘塔》、《定慧禅师碑》，李邕书《李思训碑》、《岳麓寺》。唐玄宗书《泰山铭》，韩择木书《告华岳府君碑》，李阳冰书《三坟记》等。

五代十国及宋以后碑刻仍多、但神采不及以前历代，多不为书家所重了。纵观我国碑刻产生与发展史，单就书法角度，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春秋战国之际至秦统一，为“滥觞期”：

第二阶段秦至西汉末，可称为“秦刻期”：

第三阶段东汉至三国，可称为“汉碑期”：

第四阶段西晋至隋统一、以魏碑为代表，可称之“魏志期”：

第五阶段隋唐时代，以唐碑为代表，我们称之为“唐碑期”。

五代以至明清，特点基本同于隋唐，不足论矣。

（未完待续）

本文是在年9月应邀为欧阳中石先生创办的北师院（首师大）首届书法班”讲授“中国帖学概论”讲义基础上所做，原载《书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7。推发时略做改动。

作者简介

张辛，字此夫。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教育部人文学科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被聘为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

注：本文为张辛教授原创作品，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或抄袭。共同尊重作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