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随着衣冠南渡,玄学六家七宗逐渐衍

2024/1/20 来源:不详

三国时期,相对于北方的佛教,南方的佛教仍只能说尚在萌发初期。即使康僧会建了建初寺,江南佛教有了一时兴旺,但后来孙权的孙子吴主孙皓又毁佛寺,除了建初寺之外的寺院都毁了,江南佛教受挫。西晋统一三国之后,在短暂的五十年历史中,佛教的发展和佛书的翻译,主要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南方则寂寂无所闻。到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以原瑯琊王司马睿为首的一部分皇室和士族南渡,在建康建立了东晋王朝,北方的一些著名佛教僧人和居士随着晋王室南渡,终于使江南的佛教豁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两晋之交,南方重要的佛教人物几乎都是南渡的北方人。北方佛教人士南渡,使长江流域的佛教脱离较为原始粗陋的状态,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更多佛经在这个地区被翻译,而且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教生活形式和法事仪轨,以及中国化的佛经解读,还有了中国化的寺院经济。南京继洛阳、长安之后成为中国又一佛教中心。杜牧有诗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佛教之盛。再则南方佛教也不是封闭和孤立的,即使南、北方都不断被不同政权割据,也保持了与北方佛教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许多高僧的影响力也并不为南方北方的地域所限,通过相互人员、书信的往来,成为全国性的宗教领袖。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司马睿南渡长江,在建康建立东晋,中原士族也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唐代刘知几在《史通·邑里》中说: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衣冠南渡的士人和僧侣将魏晋的玄学传统和士大夫佛教带往南方,形成南方特色的崇尚义理的般若佛教思想和发达的居士佛教形态,同时也将北方相对成熟的佛教译经系统带往南方。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繁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玄”指无形无名的“道”。由于魏晋玄学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典,注重形而上的“有无之辨”故从南朝开始,这一种哲学思想被称为“玄学”。到了东晋时期,南渡的士族基本上将西晋的思想文化继续保持下来了。正值北方佛学中的般若思想也被南渡僧侣带到南方,与玄学思路相近,南渡的僧侣也需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来立足,有意地选择玄学解说佛法,出现了佛玄合流。这时候佛教般若学出现的“六家七宗”学说,都是北方南渡僧侣的开创的,也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并且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也影响了般若佛学的主题,有无问题被深入讨论,语言风格崇尚玄学清谈。关于佛教僧侣为迎合士人口味而立论,“六家七宗”中的“心无宗”代表人物支愍度的故事可为一证。据说支愍度在过江之始,就和人商议说,如果用原有的理论观点到江东去,恐怕会不受欢迎,不能投靠士人阶层得到供养:“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支愍度创立了“心无义”的新理论。所谓六家七宗,就是东晋时期出现的佛教般若学派别,因为用老庄玄学来解释般若思想,出现了很多分岐,形成了很多派别,统称为六家七宗。通常认为,六家七宗包括有如下几个支派:(一)本无宗,包括道安、僧、慧远等之说。(二)即色宗,关内之“即色义”与支道林之即色游玄论。(三)识含宗,为于法兰之弟子于法开之说(四)幻化宗,为竺法汰之弟子道壹之主张。(五)心无宗,包括竺法温、道恒、支愍度等之说(六)缘会宗,有于道邃之缘会二谛论。(七)本无异宗,为本无宗之支派,有竺法琛、竺法汰之说。在这七宗之中,本无异宗是本无宗之支派,所以称六家。一般又以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家为当时般若学说的主流观念。这些玄学化的佛教学说,确实得到了东晋士族的欢迎。东晋的士族大家大多支持佛教。如著名的王谢两家中,就有很多佛教信徒,像王导、王敦,王导之子王洽、王珣、王珉,其孙王谧,以及谢安、谢石等人,都与僧人结交往来,向他们求教,也根据自己理解讨论佛理。当时,很多士大夫还在诗文、绘画等艺术中融人佛教色彩。东晋玄学的理论重心转向了佛教义学方面。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形成,代表了对佛学的中国式解读,反映了中国本土佛学发展的开始。但由于它是用玄学解佛学,并不完全符合大乘般若学的观点。后来,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撰写了不真空论等文,准确地阐发了大乘空宗般若思想的要义,是对佛学般若学派“六家七宗”的批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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