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之译经和佛教在东晋的兴盛

上章讲了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早期传播，但佛教与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冲突，那么佛教是怎样一步步让人们改变观念认可并接受了呢？

谈这个问题，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佛经的翻译。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形成中国佛教，大致经历译经、形成学派、创立宗派三个阶段。

佛经原典根据流传和出土情况来看，主要由三种语言写成：巴利语、犍陀罗语和梵语，前两者是俗语，后者是雅语。古代印度邦国割据，方言各异，却同属于婆罗门教文化圈，梵语被称为雅语。巴利语是一种以古印度西部方言为基础的文献书面语，属于俗语。犍陀罗语是古印度西北方言，也属于俗语。这些用外来文字写成的佛经和用外来文字传教的高僧到了中国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译经。

在东汉时，译经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本名为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王太子。自小聪明仁孝，刻苦好学，博览国内外典籍。他于东汉建和元年()到达洛阳。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一百多年了，在宫廷中和社会上已有不少信仰者，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和信仰佛教，他随即学习并很快通晓汉语，开始翻译经典。

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师，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佛学。他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主要是小乘系的佛经。安世高所译的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

支谶，即支娄迦谶，贵霜帝国僧人，本是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他比安世高稍迟，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小乘经典，而他的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可以说支娄迦谶是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

到了三国和西晋时，以支谦和康僧会为主要代表。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本月氏人，后随祖父迁居中国。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东汉末，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译有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

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反对译文尚质，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必然之势，支谦则开风气之先。

三国时期僧人，西域康居国大丞相之子。他于公元年来到三国时的东吴，建立寺庙，供奉佛像弘扬佛法。不久受到孙权的信敬，并为他建佛塔，造佛寺，即现在的龙华寺。康僧会译编有《吴品》（亦谓《小品般若》）、《六度集经》等。他还注释佛经，他的佛学撰著（释经）比其译经影响更大，他曾注《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三经，并为作序。康僧会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

虽然有众多高僧为译经作出很大贡献，但作为外来文化，很难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并为人接受，所以佛经在开始译注时，高僧们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在译经时往往以道家的概念来译佛教术语，以神仙方术为主要的宣传方式，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东汉时，他们就依附黄老之学，强调清静无为，劝善止欲，魏晋时就依附玄学，高谈清静无为之玄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结果出现了“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才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但佛教走向兴盛却是在东晋时期，原因一致如下：第一是玄佛合流，第二是佛经的翻译最为完整、准确和流畅，第三是西行求法，第四是本土高僧的杰出贡献，下面逐一展开讲述。

对于玄佛合流，一方面体现在义理合流，另一方面体现在人物合流。西晋以来，随着佛典译经的鼎盛，如何理解和传播教义，成为佛教徒的一大课题。义学高僧们先是用所谓“格义”法，即把传统的老庄思想中关于有、无的哲学阐释格义和比附佛学中关于空、有的思想理论，后来又受玄学得意忘言派影响，主张不拘泥于文辞而直达意旨的译经解经方法，表现出玄佛合流的特征。这一切最终促使佛教融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又彰显出其独立的品性。

人物合流的突出表现就是高僧与名士的惺惺相惜，比如东晋高僧支遁与王羲之、谢安、许珣等的交往。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其盛行，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佛经也成了名士们的清谈之资，而支遁几乎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糅老释的僧人，获得众多名士的欣赏。

而在东晋太元八年，西域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入华，他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并能熟练运用，掌控自如。他与弟子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无论老幼，皆宜接受，其经文几乎家家都有，对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行求法是指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朝廷官方委派到西方求法取经。公元年，白马寺僧人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开启了西行取经之路。然而他最终只到了于阗，也只取得《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但他为之后法显法师、玄奘法师等西行取经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法显是东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于公元年从长安出发，时年65岁的高龄的他经西域历经磨难于晋元兴三年（年）到达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他一共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于年归国。

当然东晋佛教的兴盛与本土高僧的贡献密不可分，如道安。自汉以来，佛学有两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道安为二系之集大成者。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他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远、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门下。

道安是当时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经共百余万言。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作了校订和整理工作，并编出目录，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学派，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

还有慧远大师，净土宗之始祖。他二十一岁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公元年入住庐山东林寺，领众修道。慧远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因此中观、戒律、禅、教及关中胜义，都依仗慧远而流播南方。

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是慧远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组织团体。这一结社的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当时的名仕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逐称“白莲社”，因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

佛教自进入中国，在东晋时代达到鼎盛，形成南北盛况，北方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从外来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欲知佛教后续发展，请看下章《佛教文化之外来文化到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