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论书诗42,点评集王圣教序,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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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论书绝句42：

集书辛苦倍书丹，内学何如外学宽。

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

这首诗启功先生在点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启老说怀仁集字的辛苦程度数倍于直接书丹，可惜的是怀仁的内学还不如外学来得好。怀仁和尚将佛经刻于石碑之上，寻求护法，最终流芳百世。

这里最后一句“半求王字半求官”，并非像网上有些人的解读，说怀仁是有功利心的。之前我也曾这样误会过此句，后来看到启先生自注，才知道此处的“官”是指的“官家”，唐代的时候称皇帝习惯称作“官家”。

《集王圣教序》对于佛家来说，是护法有功，之所以能矗立千年不倒，让人争相膜拜，一方面是王羲之的书法，一方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章。

启老在此诗自注中详细介绍了《集王圣教序》：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唐太宗好王羲之书，一时风靡。其自书晋祠、温泉二碑，即用羲之行押之体，行书入碑，盖自兹始。僧怀仁刻圣教序，逐字集摹王书以成，正可谓双重护法。

启老介绍说，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上行下效，造成王书风靡一时。他自己书写的《晋祠铭》《温泉铭》两块碑，就是明显的王羲之风格的行书。行书入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怀仁和尚的《集王书圣教序》，一方面采用集王羲之书法，一方面是皇帝的文章，于佛家来说，可谓是双重护法。

接着自注中，启老简单介绍了一些碑刻的知识，也让我们知道了刻碑的过程，同时也体会了怀仁和尚的辛苦不易：

古代碑上文，大都列三人衔名，曰篆额，以篆书题额也；曰撰文，撰作碑文也；曰书丹，以朱色书其文于石上，以其笔迹鲜明，易于刊刻也。而集字则不然，必先以蜡纸摹得真迹上字，再以细线勾勒每一点画之背，轧附于石上，然后奏刀，逐线刻之。古碑后或著石工姓名，然皆只称刻石或称镌字而已。惟此碑后有勒石者，有刻字者。盖勒石者，谓勾字附于石上也；刻字者，谓以刀刻石成字也。昔传集字二十年始成，以其工度之，殆非过夸。

古代碑石上的文字，大多数会列三个人名字：一个是篆额，就是以篆书题额的人；一个是撰文，撰写碑文的人；还有一个是书丹，用毛笔蘸朱色墨，把文章写在石碑上，这样做是因为笔迹鲜明，便于后期刻工下刀刻。

而集字的过程却不是这样，要先用蜡纸把真迹上的字摹下来，再把蜡纸翻过来，用朱笔细线再勾描一遍，然后把纸压在碑石上，将字迹再印到石碑上，显出痕迹，然后再操刀刻碑。

一般古碑后面会留下石工的姓名，称作刻石或者镌字。唯独此碑《集王圣教序》后面还有勒石者，有刻字者的名字。勒石者就是勾字附着在石碑上的人，刻字者是用刀刻石的人。历史上记载说此碑一共用时二十多年，从工作难度上来说，并非是夸张的说法。

最后，启老不忘点了一下怀仁和尚，说他佛法不如书法精：

佛家以佛书为内典，其学曰内学；教外典籍为外典，其学为外学。书艺于佛家，亦属外学。怀仁集字，千古绝技，而集字书经咒，颇有误字，知其外学精于内学也。

启老说，佛家以佛书为内典，佛学称作内学；佛家之外的典籍称作外典，而佛家之外的各种学问称作外学。那么，书法对于佛家来说，就是属于外学。

怀仁和尚集字的功夫，可谓是千古绝技，但是集字内容中的经咒，却有失误的地方，因此说怀仁和尚的外学精于内学。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让启老这样说呢？

后来启老在《题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中有说道，说怀仁和尚的集字《圣教序》中附带《心经》，对于书法来说，这是大大的好事，不必多说。

唯有可疑的地方，一个是唐代对佛经的翻译用字非常精准，例如“若”字发音与“般”字的元音相接，因此“般若（bōrě）”用“般”不用“波”，而“波罗”用“波”而不用“般”。而怀仁和尚集字的时候，《心经》四句偈作“般罗揭谛，般罗僧揭谛”，对于经咒的音用字作了调换，这是不应该的。

还有一个，经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是到达彼岸的意思。但后世不懂的人，常常称作《多心经》，将“多心”当成一个词。而怀仁在集书此经的最后题作《般若多心经》，才知道原来怀仁也读作“多心经”，这也是有点问题的。

启老说自己临《集王圣教序》多年，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还是后来因为生病，在病榻上休息的时候，拿此帖来读帖发现的问题。

这就是启先生高明的地方，也是启先生再三告诫学书者的地方，就是不要只是学习经典法帖的书艺，也要去考察、阅读一下这些碑帖的内容。

启功先生博学多才，于学问求精细处，善于思考合理推证，指出怀仁和尚的疏漏，见解独到，着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