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与石门铭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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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高模

纵观书法史，我们知道一种书体及书法风格的形成，是具有地域性和文化语境的，比方说魏碑，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一带，特别是在河南与山东地区尤为集中，虽然多为纪功颂德，但与佛教密切相关，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例如《曹植墓碑》、《泰山金刚经》、《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及诸多龙门造像记与墓志铭。

魏碑是汉隶向楷书转化过渡的一种变体，其结体特征主要有两类，即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由于其鲜明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史上稳定地维持了很长时间，因此被定义为“魏碑”。

然而，在江南自《瘗鹤铭》的出水与《爨宝子碑》的出土，人们发现，魏碑并不是黄河流域的专利。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瘗鹤铭》的风格近似于《泰山金刚经》与《石门铭》。

可以想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龙门石窟和泰山金石峪有太多的禅意联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曹植墓碑》。

鱼山曹植墓，位于山东省东阿城南黄河北岸，

《三国志·曹植传》载：曹植被封到东阿王的时候，曾经“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这一年，曹植才37岁。4年后，一代才子曹植终于病逝于东阿，终年41岁。年3月，在曹植墓中发现一块阴刻铭文砖，内容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戍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椽位张顺。”这里的太和七年，应是青龙元年（公元年），所以记太和年号，可能是刻这块砖的人不知道皇帝已经改了元。曹植是太和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墓葬在4个月后完成，负责此项工程的人同时得到了休假天的奖励。

曹植墓碑原立于曹植墓前，后被淹没到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捞出，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建造碑楼保护。从碑文内容可以了解，该碑是曹植十一世孙曹永洛所立。曹永洛在北齐皇建二年（公元年），奏请皇帝批准，在曹植墓前复建祠庙，祭祀曹植。

曹植墓碑》由灰白岩石雕凿，高厘米，宽厘米，碑文22行，共字。其字体以楷书为主，夹杂有篆书和隶书，整体风格呈现出一种由魏碑向楷书转化过渡的特征。这种亦楷亦隶亦篆的书体，被后人称之为“破体”，在中国书法史中鹤立鸡群，标新立异。

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石门铭》。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正月刻，由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汉中褒谷口是褒斜道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历时六年而成，古称“石门”。东壁长16.5米，西壁长15米，南口高3.45米、宽4.4米，北口高3.75米、宽4.1米，隧道与栈道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褒斜石门是世界上较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后汉开凿石门道破废，崖文记述了北魏重修褒谷道的原因、经过与结果，传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重开褒斜道的盛举。

《石门铭》全文融记事、颂功、写景和抒情于一体，是石刻铭文的代表作，故书丹、凿刻在当时也是有意识请书法与凿字高手完成的，这从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处陕西褒城石门东壁，而书丹为“太原郡王远”，凿字为“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并且留名刻记于崖文题记中，可见王远、武阿仁的艺术业绩虽不为历史所记载，但其高超的艺术作品正昭示了他们在当时就为社会认同的艺术高手。

古代汉中地区是南通川蜀、东控襄樊的交通要道。汉代以后此道即屡通屡坏。北魏时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此道。为了表彰羊祉及参加此项工程者的功绩，故有此刻。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云：“石门铭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石门铭：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迴，戎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涧阁堙禠，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萝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溪栈壑，砰险梁危，自廻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罽毼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廼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汧陇，东控樊襄。河山虽险，凭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壃。永怀古烈，迹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威夷石道，驷牧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石师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泰山金刚金》。

《泰山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著名摩崖刻石，刻于五岳独尊的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处的花岗岩溪床之上。刻石南北长五十六米，东西宽三十六米，约计两千多平方米，是汉字刊刻面积最大的作品。

经文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经文分上下两卷，三十二篇，字。《泰山经石峪》镌刻了第一篇至第十六篇，计字。因年月久远，加之溪水冲刷，沙石磨损，现仅存一千余字，四十行，其中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双勾]字。《泰山经石峪》，无题记和刊刻年月，也无经主和书丹者姓名，因笔法与山东邹县尖山摩崖《晋昌王唐邑扈题名》相近，后人或以为唐邑所书；因又与山东泰安境内徂徕山《徂徕山大般若经》相似，该经上有“齐武平元年王子椿造”字样，因此后人又有推测为王子椿所书。清阮元《山左金右志》则作北齐天保间人所书。

今人考证为安道壹所书：安道壹为北齐时高僧、大书法家。他经历了北周“二武灭佛”之难，其佛教观点属禅宗北宗。

始祖达摩祖师被当权者毒死后，众僧侣为护佛法开始迁移，并改变以前由书经传播的方式，认为“缣竹易销，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绝”。故在迁移中把佛经刻于石崖之上，《泰山金刚经》是特定历史时期护法运动的产物，安道壹即是此时的主要书经者。

平阴一带有北齐刻经5处，安道一题名3处。安道一的书艺甚高，开一代新域，中外影响很大：“清跨羲（羲之）诞（韦诞），妙越英繇”。康有为、郭沫若都给予极高评价。日本书道协会建议中国书协应立安氏为“书仙”，以与王羲之“书圣”并驾齐驱。虽无确证，但多数专家认为，安道一应是平阴东阿一带人氏。

平阴县二洪顶北齐刻经有僧安道一题名

《泰山经石峪》字径多在50-60厘米之间，最小的也有30厘米，最大的是第六行第15字“今”，高49厘米，宽75.5厘米。《泰山经石峪》书体在楷隶之间，偶有篆意草情，古拙朴茂，静写安详，为历代书家所推崇，被冠以“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美称。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称“《泰山经石峪》大字与《痉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又云“《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又云：“大字如小字，唯《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

碑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康有为《广艺舟双辑》鄙薄北齐碑，以为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唯对《泰山经石峪》推崇备至，说：“《经石峪》为榜书之宗，《白驹谷》辅之”、“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写之。”六朝大字犹有数碑，《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皆佳碑也”。“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间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虞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怒目？”又说：“榜书也分方笔园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园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帝儿斗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有道理计哉！”又云：“东坡云，大字当使结密无间，此非榜书之能品，试观《经石峪》正是宽绰有余耳！”

《泰山经石峪》所摩刻的内容是佛教的重要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东晋时，鸠摩罗什译。按佛家之言：“金刚”既金刚石，光泽透明，不染尘埃，此经以金刚名为首，既取其尖利之义，就是说以金刚之坚，喻般若体，以金刚之利，喻般若用。“般若”是梵语，译为“妙智慧”。“波罗蜜”也是梵语，即“到彼岸”，佛家认为，众生因为受了一个我字的迷惑，日日就在烦恼苦海中，倘能从生死烦恼大海之中，渡到不生不灭，清净安乐之地，即到彼岸也，也就是脱离苦海。“经”字当作“径”字解，比喻修行的一条路径。

金刚经原包括在大般若经第卷中，佛家有经中之经《金刚经》之说，词有尽，理无穷。如来佛祖讲大般若经共六百卷，讲经的地方及法会的次数，计四处十六会，讲《金刚经》则是在十六会中的第九会，地方在中印度的舍卫城南边的给孤独圆。这个时代，大约在古代中国的周穆王九年。

《金刚经》约在前秦苻坚时期传译我国。据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赖非先生研究认为：北朝大规模刻经则是从北齐废帝乾明元年[公元]开始，后主高纬时发展成高峰，直到北朝结束刻经仍盛而不衰。刻经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影响，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的邺城附近和山东的泰峄山区。泰山自古以来就是东方重要的崇拜中心。

当泰山地区成为山东的佛教中心时，其刻经作品主要分布在泰山西六十公里的洪顶山、泰山东南三十公里的徂来山，泰山南麓的经石峪，山东汶上县，宁阳县交界的水牛山，山东邹成东南十公里的峄山，郯城北的铁山、岗山、郯城东十三公里的葛山等九处。其中泰山经石峪刻石以字经大，刊刻面积之广，字数之多，书法之精良，对后世影响最大。

泰山金刚经大型摩崖石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泰山中华书法名山的成功申报。泰山金刚经，刻于泰山斗母宫东北经石峪，总面积约平方米的自然石坪浮床上。清《金石录补》云：“泰山御帐坪之南有石经峪，石如平台，旧刻金刚经，字皆经尺。”泰山金刚经是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前人评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清康有为称之为“榜书第一”，包世臣惊叹为“洋洋大观”。

泰山金刚经是泰山佛教文化瑰宝，为国宝级重点文物。藏水下愈千年，后经发现，使泉水改道，方暴露出来。字径50厘米左右。原刻余字，因溪水漫流磨灭，现仅存41行，个字。残毁过半。第15行有十几个描红双钩字，整个石刻也未落款。所以，刻石书丹者成为千古之谜。仅泰山志书就有王羲之、王子椿、唐邕诸说。年，郭沫若来泰山留下了“经字大如斗，北齐人所书”的诗句。年第2期《书法》杂志刊载王恩礼、赖非文章认为，泰山金刚经为北齐东岭僧安道壹所书。

泰山金刚经，通篇文字气势磅礴，优游自如，若具仙姿。书法纵横遒劲，古拙朴茂，气势开张，笔势圆浑，结构宽阔自然，用笔安详从容，包容篆隶而妙化为楷，结体奇特，斜倚相生，富于变化，个性十足。人立于石峪四周山崖，俯视大字，发现如尊尊罗汉，肃穆端坐，稳如泰山，与整座泰山神韵完美融合。泰山金刚经是汉隶向唐楷过渡的一种书体，又称“隶楷书”、“经石峪体”。经刻中多有一些不常见俗字，“万”、“无”二字与现行通用简化字完全相同。因此，泰山金刚经是中华石刻艺术、书法艺术里程碑式巅峰之作，是研究我国书法历史演变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依据。我国历代金石、书法、鉴赏者视若珍宝。清杨守敬说，泰山金刚经“经尺之大书，如作小楷，此为极则。”清冯云鹏评价说，“入印泥画沙，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金刚经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书法家、学者、文人雅士对它进行学习、研究和考证。

最后让我们回到关于《瘗鹤铭》的话题上来。

瘗鹤铭》是原刻于镇江焦山西麓崖壁上的楷书书法作品、摩崖石刻，其书者传为南朝梁的书法家陶弘景。原石刻因山崩坠入江中，后打捞出，只存五残石，现陈列于江苏省镇江焦山碑林中。

《瘗鹤铭》书自左至右，原文12行，每行23字或25字不等，其内容是一位隐士为一只死去的鹤所作的纪念文字。此铭字体浑穆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是楷书，却还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铭书自左而右，与碑不同，刻字大小悬殊，结字错落疏宕，笔画雄健飞舞，且方圆并用，无论笔画或结字，章法都富于变化，形成萧疏淡远、沉毅华美之韵致。

《瘗鹤铭》的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楷书典范之一，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

《瘗鹤铭》

释文：

瘗鹤铭并序。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奞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着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明门去鼓，华表留形，义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国，右割荆门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夅岳征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

《瘗鹤铭》是一位隐士为一只死去的鹤所撰的纪念文字。此摩崖原刻有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然对书者，历来众说纷纭，一直争论不休。这主要是由于铭文只书其号，不写真名，让人猜谜至今。主要观点有三：

一说为东晋王羲之所书，由唐人孙处玄所撰的《润州图经》最早记载，故而黄庭坚等学者认为出于王羲之笔下。在镇江，流传的也是王羲之所为，王羲之的妻子是镇江人氏，王是镇江之婿，再加上美丽的传说，故而《瘗鹤铭》出于其手，犹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说是为南梁天监十三年（年）刻，南朝道教首领陶弘景所书。此说最早由北宋学者、书法家黄伯思提出，他认为陶弘景隐居茅山时，晚年自号“华阳真逸”，而铭文也颇有道教口风，此说宋代即得到大批学者认可，明清也有许多学者赞附。

三说书者为唐朝的王瓒。宋张邦基在《黑庄漫录》云：“观铭之侧，复有唐王瓒刻诗一篇，字画差小于《鹤铭》，而笔法乃与瘗鹤极相类，意其王瓒所书”。另外还有其它几种说法，如清程南耕以为是唐皮日休书，还有人认为是唐朝顾况等所写，对此也各有各的理由。

现代学者们虽倾向陶弘景说居多，但亦未能成定论。

《瘗鹤铭》与《石门铭》及《泰山金刚经》之间，无证是用笔还是结体都有深刻的门人在联系。下面，我们以《瘗鹤铭》与《石门铭》为例进行比较解析。

用笔特点：

《瘗鹤铭》用笔纯熟，体现出成熟楷书的书法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书写者很好的书法修养。用笔起收有致，撑挺劲健，多用圆笔藏锋，逆起圆收，饱含篆隶之意，故意趣高古。而在此基础上，北碑风格的方折用笔也间或出现，增强了其雄健之气，从而体现了《瘗鹤铭》“意会篆分，派兼南北”的风貌。而且，在用笔上，《瘗鹤铭》与《石门铭》颇为相似，豪逸古朴，深沉凝重，锋中笔圆，势若飞动。主笔往往伸得很开，意如荡桨行舟意境幽远。圆笔藏锋，钩挑沉着坚韧，不露锋芒，纯从篆隶变化而来。

结体特征：

《瘗鹤铭》与《石门铭》（包括《泰山金刚经》），都属于平画宽结。其结体宽博舒展，变化丰富。上下相衔，如仙鹤低舞，仪态大方，飘然欲仙，透出“潇远淡雅”的韵致。虽为大字，结体舒展却不松散，具有小字结体的谨严与法度，紧结茂密。同时，其结体由中宫向外作辐射状，宽博舒展，上下相衔，仪态大方，似散还合，平中求奇，尽具真率之情，或纵或横，得字之真趣，错落疏宕，气势宽宏。

《瘗鹤铭》在结字上着实独具匠心。苏轼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即大字的结构容易流于松散无神，黄庭坚则以此铭的结构作了回应，足见此铭书法结字之妙。每一字有每一字可以玩味的地方，无丝毫烟火尘俗之气。其平正稳健者如“鹤”“得”“纪”“流”等字，安闲肃穆，平稳持重；其开张放逸者如“禽”“朱”“外”“石”等字，大开大合，收放自如；其纵势疏放者如“事”“华”“篆”等字，体势丰伟，气度豪迈。另外还有一些颇不寻常的结字，极具艺术效果，其错位者如“胎”，其欹侧者如“丹”，其疏朗者如“浮”，其夸张者如“势”等，可谓独具匠心。

《瘗鹤铭》与《石门铭》的章法特点：

《瘗鹤铭》与《石门铭》都属摩崖刻石，造型不同于其他行列分明的碑刻摩崖字迹那样将字形大小规整统一，而是大小错落变化反差很大，有行无列，颇类行草书的布局之法。字体大小各异，灵活多变。萧疏淡远，寓华美于沉毅，凌空弄翰，得苍雄之笔力。朴茂雅致，字形活泼，使章法生动而和谐统一。整体气象浑凝古朴、舒展自然，运笔以圆笔中锋为主，弱化提按，在一个字中笔画的粗细对比并不强烈，但字与字之间有时却反差极大，如《瘗鹤铭》中“髴”字笔画之细，“禽”“固”“仙”字笔画之粗。转折视结构灵活变化，忽方忽圆，结字随意安排，忽大忽小，字形也略微倾侧，使得行气令字迹在上下左右之间相互映衬呼应，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浑然一器，整体感极好。

自《瘗鹤铭》面世以来，一直为文人书家所看重。

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又：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无过《遗教经》。

北宋书法家欧阳修：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

北宋文人苏舜钦：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

南宋书家曹士冕：笔法之妙，书家冠冕。

明代文人王世贞：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

清代文人何绍基：自来书律，意古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

清代书法理论家王澍：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

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赅上下数千年之字学。

现代文学家郭沫若：从字体上看，既有真书的形，又保留了楷书的基本笔法，反映了隶书向真书过渡的痕迹。

《瘗鹤铭》是南朝石刻书法中最具重要意义的石刻之一。其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楷书典范之一，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

《瘗鹤铭》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碑刻，为书法石刻中的珍品。在焦山碑林的所有石刻中，《瘗鹤铭》为第一名碑。它是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文物。在中国众多的石刻中，唯有焦山《瘗鹤铭》和陕西《石门铭》被称为“碑中之王”。

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作品受其启发颇多。现代书画家张大千更是因个人性格特征与《瘗鹤铭》透露出来的笔墨意趣及思想内涵高度契合，以《瘗鹤铭》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千体”书法艺术。

《瘗鹤铭》因其为南朝时代书法气韵，特别是篆书的中锋用笔的渗入；加之风雨剥蚀的效果，更增强了线条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韵味。它既是成熟的楷书，又是领会楷书发展过程中之篆、隶笔势遗踪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书法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参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