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进一步受到重视

公元年，司马炎效法曹丕代汉故事，也通过“禅让”方式结束了曹魏统治，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到公元年晋灭吴，西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公元年，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在这52年中，佛教在向社会各阶层多途径普及方面、在般若学的研究和弘扬方面、在新经典的译介方面，较之前代都有了很大发展。

一、佛教多途径社会普及

以司马氏家族为首的西晋统治核心集团在曹魏后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通过“禅让”形式取得统治。晋朝建立之初，这个庞大集团从整体上来说就没有多少开国的朝气，相反，他们一开始就以贪婪、奢侈、腐败、残暴著称。官僚名士大多世家出身，过着奢侈生活，不以国事为重，其中很多人醉心于清谈，在所谓的玄学理论中，不乏为自己卑鄙行为辩护的说辞，许多信奉佛教的官僚也是以贪婪著称。

与汉魏时期相比较，西晋宗室封王和高官显宦家庭信佛更为普遍，这是佛教进一步拓宽发展渠道的表现，也是佛教具有更强生命力的表现。社会上层信奉佛教活动形式多样，既有个人供奉经典、僧人、舍利的活动，也有以整个大家族为单位皈依佛教的事件。

中山王司马缉是一位供养般若经典的代表人物。元康元年（）五月，无罗叉执胡本，竺叔兰译语，翻译完《放光般若经》。此经一出，“大行华京，息心（僧人）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是”。中山王司马缉率领众僧离城四十里迎接新到来的经典，幢幡招展，浩浩荡荡。这样隆重庄严的供养经典场面，对般若经典如此虔诚恭敬，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是大乘佛教教义进一步深入人心的表现。在印度佛教发展历史上，只有从大乘佛教兴起开始，才出现了对经典的神化、崇拜，在此之前，佛教并没有特别倡导对经典本身的崇拜，也没有大肆宣传供奉经典的各种功德、效用。

河间王司马颙是一位供养、敬重名僧的王室代表。元康九年（），他任征西将军，镇守长安，永兴元年（）受诏为太宰。不久，他派遣部将张方劫持惠帝入长安，以所居征西府为宫，后为东海王司马越所败，于光熙元年（）被杀。在镇守长安期间，司马颙与帛远关系密切。据记载，帛远当时在长安，“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

受到司马颙敬重的帛远既知名于上层社会，也在一般民众中享有盛誉。他曾“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当时长安是佛教的中心地，帛远讲经，正是推动佛教信仰向社会各阶层普及的重要途径。当时跟随他学习佛教经典的在家（白）和出家（黑）信徒将近千人，应该说规模不小了。在一位高僧身边集中的信徒将近千人，这样的信众规模在汉魏时期似乎没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佛教在当时社会上的普及程度。

西晋时期，许多富豪皈依名僧，提供钱财，成为支持佛教事业发展的有力外护。竺法护在长安时，已经是“道被关中，且资财殷富”。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长安“甲族，欲奉大法”。当看到竺法护道德高尚之后，这个家族长“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授戒具”，集体成为竺法护的弟子。西晋时期，这种以一宗或一家为单位皈依高僧、信仰佛教的事件并不是罕见的孤例。

有些富豪还在朝廷下令禁止“晋人作沙门”的时候为僧尼提供庇护所，在自己家中建造小寺院，供养僧尼，这被认为是“奉法精进”的表现，是虔诚的表现：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潜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于法兰亦在焉。僧众来者，无所辞却。

太康年中的禁令如何颁布、起到了什么效果，并不清楚，但从有人为僧尼提供庇护所来分析，可以肯定当时晋人为僧者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法苑珠林》引《冥祥记》中的一则故事，反映了西晋社会佛教流行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

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晋武之世，死于洛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合堂惊跃，皆得睹见。时复有汲郡卫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师于则公。其母又甚信向，诵经长斋，常饭僧。时日将中，母出斋堂，与诸尼僧逍遥眺望，忽见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则钵也，有饭盈焉，馨气充勃。阖堂萧然，一时礼敬。母自分行，斋人食之，皆七日不饥。此钵犹云尚存北土。度善有文辞，作《八关忏文》。晋末斋者尚用之。晋永昌中死，亦见灵异。有造像者，作圣贤传具载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吴兴王该曰：烛日阙叟登宵，卫度继轨。咸恬泊于无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

这一段资料反映了西晋社会佛教流行的几个重要内容。

第一，在西晋社会，洛阳地区的在家信徒已经为死者举办超度亡灵的法事，法事在著名的寺院举办，参加法事的是“道俗同志”，意味着不仅仅是死者家人参加，而且有僧有俗，是共同信仰佛教的死者家属和生前友好。这种法事有一定的仪轨，并且朝夕进行。

第二，西方净土信仰已经在社会上流行。关于阿弥陀佛信仰的典籍汉代支谶的译籍中已经有涉及，三国时期翻译了专门的西方净土经典。到西晋时期，西方净土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流传。当时祈求往生西方是在死后。从“咸恬泊于无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的说法来看，人们认为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实际上是获得了新生，是灵魂不灭的表现。

第三，两晋时期，在家的男女居士接受了佛教的生活准则和道德信条，严谨持斋。卫士度的《八关忏文》在西晋末年已经盛行，在持斋日信守八戒，比五戒更为严格，实际上是在家信徒于斋日过一天和出家信徒相似的生活。

在东晋郗超《奉法要》中，对斋戒的各项规定叙述得比较详细，这些内容大约已经在西晋一些在家信徒中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