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大安村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北川大安村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撰文/赵兴武资料/王培芳

公元年，也就是北川建县之后17年，北周的丞相杨坚从静帝手中夺下皇权，建立了隋朝，继而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近年南北分治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杨坚驾崩后，其子杨广即位，称隋炀帝。炀帝仅当了十几年皇帝，便被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变杀死。宇文化及弑君后，欲立炀帝同母弟弟杨秀为新君，因为没有得到众人认可，又将杨秀杀害。内斗与外患，使这个完成国家统一的王朝仅仅存在了三十几年便宣告灭亡。

上面提到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两个儿子，一个接班当了皇帝，一个差点当上皇帝。当了皇帝的杨广因为成了亡国之君，所以一直饱受诟病，但他亲自勘测设计并主持修建的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成为造福后世的伟大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差点当上皇帝的杨秀，因为卷入皇权争斗的旋涡而丢了性命，但他不经意开辟的避暑胜地，却成为北川境内文化内涵独特的休闲度假区。

▲永安镇大安村的林间公路

永安镇大安村——隋代蜀王杨秀开辟的避暑胜地

说起北川永安镇大安村，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这里的古树——“七根柏”却远近闻名。“七根柏”位于大安村大安山下，其主干的周长超过10米，树高46米，直干冲霄，枝叶繁茂。据专家推测，其树龄在--年之间。千年古树已属罕见，这株古柏竟在距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分出七个分枝，形成一本七株的奇观，俗称“七根柏”。

▲永安镇大安村一本七株的“七根柏”

追根溯源，“七根柏”与隋代蜀王杨秀还有些关系。杨秀(-)，隋文帝杨坚的第四个儿子，隋炀帝杨广的同母弟弟。年隋朝建国后，立杨秀为越王；不久，徙封蜀王，担任柱国、益州刺史、益州总管，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年，进位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年，任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再度出镇蜀地。

▲蜀王杨秀为爱妃董美人撰写的墓志，被誉为“隋志小楷第一”

杨秀镇蜀期间，曾经到大安山（今属北川永安镇）避暑。据唐代地理总志《元和志》记载，隋朝开皇年间，蜀王杨秀曾莅临龙安县，适逢盛夏，天气炎热，于是来到龙安县城（在今永安镇向阳村）附近的大安山“立亭馆以避暑”。民国版《安县志》记载得更加详细，说大安山“连峰接岭，林泉之胜，俨如画图”，“隋开皇间……蜀王秀者旅于此，逢炎夏，谓其山可避暑，因建亭于此题曰‘玉亭’”。旧志所谓“立亭馆”，就是修建了可供住宿的房舍，以及可供品茶憩息的凉亭。杨秀既然在大安村“立亭馆”，可见他“旅于此”并不是简单地走了一遭，而是在这里住了一些时日。

▲蜀王杨秀避暑的大安村“连峰接岭，林泉之胜，俨如画图”

杨秀“镇蜀”仅有10年时间（—），因其行为放荡又被人构陷，以致先被其父皇召回京城囚禁，后又被反臣杀害，但他毕竟是差点当了皇帝的人，物以人贵，所以他建的“玉亭”一直被后人挂念。即使亭子完全毁废了，仍不时有文人墨客到其旧址游览凭吊，作诗赋词，抒发人生感悟，评述治乱兴废之事。到了清代，“玉亭”已消失一千多年，但人们心中的那座亭子依然还在，于是将“玉亭”所在的地方列为安县八景之一，取名“玉亭怀古”。

在“玉亭”品茶抒怀虽然高雅，但毕竟是上等人的玩儿法，成天面对生活压力的普通百姓并无这种闲情逸致。隋朝灭亡之后，大唐皇帝李世民很重视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因而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当“玉亭”自然毁废之后，当地人没有再重新修建亭子，而在其原址修建了一座佛教庙宇，来满足普通人的心理需求。新建的庙宇取名般若庵，因位于大安山下，又称为大安山寺。般若，梵语的音译，读音bōrě，意为“终极智慧”、“辨识智慧”。般若庵香火旺盛，延续千余年，直到年，才因年久失修和人为破坏而毁废。

▲在隋代“玉亭”旧址修建的般若庵（大安山寺）

在般若庵下方的山坳里，生长着“七根柏”等古柏。柏树和杉树、春树一样，历来被民间视为“正材”，是修房建屋的上好材料。但这些长得端端正正的“正材”，却能在千余年间昂然生长，未遭刀斧之灾，究其原因，极有可能与山上的庙宇有关。大凡庙宇的树木，因为带有“神性”，一般人是不敢下手的。

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也说“七根柏”是般若庵的僧人所植。传说般若庵中住着一个老和尚和七个小和尚。老和尚常到外面采集奇花异木，栽到庙前庙后，为这庙宇添加仙气。有一回，老和尚爬上九鼎山采回一捆柏树苗，叫七个小和尚去栽。每人刚栽好一株，就下暴雨了。几个小和尚将余下的几株暂时栽到一起，便慌忙跑回庙里避雨。一个多月后，雨停了，天晴了。和尚们跑去一看，并栽一处的七棵柏树苗已经成活，连新枝新叶都长出来了。小和尚想强行分栽，老和说，还是顺其自然吧。于是，并栽的柏树便渐渐长成了“一本七株”的模样。最早取代“玉亭”的般若庵，距今也有大约年了，这和“七根柏”的树龄大致相同，可见民间传说还是有些根据的。

如此看来，“七根柏”虽然不是蜀王杨秀所植，但因为有了他所修建的“玉亭”，才有了庙宇，有了庙宇，才有了千年古柏，说“七根柏”和杨秀有关还是说得过去的。

▲“七根柏”古老奇特，年被安县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大安村和谐共存的怀古文化与姻缘文化

天下众生所处社会阶层、人生阅历、个人修养各有差异，因而面对同一事物的感悟也就迥然不同。同样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了生死恋情，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有人看到了封建大厦必将倾覆的历史趋势。就小范围而言，从古至今到大安去观赏古柏的人，既有政府官员、文人墨客，也有普通百姓。他们面对同样的古柏，也产生了不同的感悟。文人墨客看到的是一群志趣高远的先贤聚集在一起谈经论道，于是他们把民间所说的“七根柏”改称为“七贤柏”，并留下了许多借物抒怀的诗词。“七贤柏”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到了清代，还被列为“安县八景”之一，取名“七贤挺秀”。

▲民国时期易象乾留下的咏颂“七贤柏”的诗句：“古柏青苍不计年，饱经霜雪色犹妍。葱茏干劲高千尺，神秘枝分誉七贤。”“松柏性真，君子之德”，是古今文人对古柏所作的人性化评价

与文人墨客不同，在普通百姓眼里，一本七株的柏树更像是血脉相连、亲密无间、和睦相处的亲人。以繁衍生存为基本需求的下层人士，并不欣赏文人墨客创造出来的高雅文化，于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孕育出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独特文化，叫做姻缘文化。这种接地气的乡土文化，因为贴近生活而大受欢迎。

▲各地群众来到大安村踊跃参加大安村围绕“七贤柏”开展的文化活动

把七棵柏树想象成聚在一起的七个人并不难，但怎么会将其与人世间的姻缘扯上关系，实在令人费解。因为找不到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只能斗胆作出如下推测。仔细观察，那些古柏除了长在一起的七根，还有七根分布在周边，称为“陪柏”。于是有聪明人把这两个“七”的数字与七月初七这个日子联系起来，并由此派生出新的文化内涵。

▲“七贤柏”周围的“陪柏”

七月初七，称七夕节，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据说古时候给天空编织彩霞的织女因为耐不住寂寞，私自下凡嫁给了人间的牛郎，两人男耕女织，相亲相爱，过起了平凡而甜蜜的小日子。王母得知后勃然大怒，将织女强行抓回天庭接受责罚。牛郎见爱妻被抢走，急忙披着神奇的牛皮腾空追赶。眼看就要追上，狠心的王母拔下头上的金簪顺手一划，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便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牛郎织女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为这对爱侣搭起一道桥梁。王母无奈，只好稍作让步，同意让牛郎和织女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这便是“鹊桥会”的来历。

▲传说农历七月初七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人们很难看到喜鹊的影子，因为它们都上天去搭设鹊桥了

鹊桥相会，这个凄美的故事让人世间多情的少男少女们梦萦魂牵，每年七月初七，不免仰望星空，憧憬着与意中人相聚的幸福时光。但星空茫茫，只凭想象无助于落实自己的现实愿望。于是，新的传说出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七根柏”被派上用场了，它就是为有情人相聚提供帮助的人间鹊桥。据说只要摸一摸古柏的身躯，就有可能实现和意中人相见的愿望。这是不是比仅靠仰望星空去分享别人的幸福要实在得多了？于是，大安村的人间鹊桥会便应运而生了。

▲摸一摸树干就能心想事成，“七根柏”成为给人带来好运的人间鹊桥

传统的中国人大都含蓄内向，单身男女可能会“一见钟情”，但要“终成眷属”还有一段路要走。这大安村的姻缘文化还真是暖心又贴心，除了提供男女相会的机会，还“请”来了可为他们牵线搭桥的神灵。“七根柏”上方的般若庵，本是佛教庙宇，但却在进门处塑有太阳、月亮的神像。太阳为阳，月亮为阴，象征男人和女人；太阳和月亮依靠光线建立联系，于是在两尊神像之间又塑了一尊名为“光线”的神像。“光线”手里拿着一根细线，让人联想到传说中为求婚男女牵线搭桥的月下老人。“光线”是太阳与月亮之间的媒介，月老则为那些希望和心仪的人确定婚姻关系，或者想要进一步加固婚姻关系的信众提供服务。这还没完，姻缘有了正果，还要有爱的结晶才算完美。但现实中，往往有人不孕不育，或者生有男孩而无女孩、生有女孩而无男孩。如何解决这个心病，般若庵也想到了：在“光线（月老）”塑像旁边，还塑有送子观音像。送子观音的手中捧有男童女童各一，可任由许愿者选择。

▲企盼梦想成真

山下有古柏传情，小半山的般若庵可帮助确定姻缘，并实现生儿育女的愿望，堪称是一条龙服务了。而这一切服务，都分布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用时髦的话说，叫“一站式服务”。这大安村的姻缘文化模式算不算得上是天下第一？

大安村的姻缘文化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其民俗活动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丰富多彩。最热闹的要算每年七月初七前后举办的鹊桥会了。活动内容包括唱情歌、表演“鹊桥相会”等。这种姻缘文化活动不知起于何时，但在民国时期已经蔚成风气。近几年来人气愈盛，赶会人数少则几千，多则逾万。参加者除了少男少女，也不乏企盼“偶遇”者，大多数则是来赶热闹的。在缺乏科学常识的年代，这类带有迷信色彩的民俗活动主要作用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在教育发达、科学普及的今天，鹊桥会之类的活动不再是男女交友的刚需，生儿育女的难题也由科学技术来解决。现在大安村的姻缘文化活动实际上是以娱乐为主了，人们乐此不疲，主要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

▲永安镇大安村“爱在七夕”活动现场（拍摄于年七夕）

一千多年前，蜀王杨秀在大安村建屋立亭避暑，他的无心之举却让后人念念不忘，由此逐渐演绎出毫无关联的两种文化，一种是高雅的“阳春白雪”，另一种则是接地气的“下里巴人”。两种文化雅俗共存，相映生辉，赋予了这一带优美自然环境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

▲永安镇大安村

延伸阅读

历史上大安村是羌族聚居地

历代文人墨客在永安镇大安村寻幽访古，留下了很多诗作。其中有一首四川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写自己应好友之邀游大安山的诗很是特别，因为诗中反映了大安村一带的民族状况。诗云：“皂盖招游践宿盟，背城凹处九峰横。人多蛮语难通姓，山近洪荒不问名。鱼解参禅池里定，鸟谙秦乐竹间鸣。年来诗思渐才尽，甘让鳝门句早成。”

诗中说，这里“人多蛮语难通姓，山近洪荒不问名”。“山近洪荒”说的是大安山的自然环境原始古朴，“人多蛮语”说的是这里居民的语言状况。李调元是安县本地人，为何觉得大安人说的是“蛮语”？因为他们使用的很可能不是汉语，而是羌语。

历史上安县属于羌族聚居地，古籍中多有记载。最直接说出这一事实的是明代四川巡抚张时彻，他在《安县迁城碑记》中说：“安界在氐羌，左右前后犬牙错入，固虎狼之林、虺蛇之窟也。”意思是说，安县县城位于“氐羌”地界，这里前后左右都有羌人错杂居住，在官方眼里是一个并不安全的地方。当时安县县城在今永安村向阳村，距大安村咫尺之遥，自然属于“氐羌”居住地了。这位巡抚的结论，并不是源自书本，而是在平定白草羌时，率领官军在向阳村驻扎期间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到了清代，安县的羌族是否还存在?先看看相邻地方的情况。清代初年，江油知县朱樟在他的诗中记载了江油、平武等地“龙州蛮”的存在，说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汉族有很大不同。和江油、平武差不多，大安村也处在四川盆地边沿的大山里，完全可能还有保持着自己文化特色的羌族。

让今人难以置信的是，清代中期这些羌人还在使用“蛮语”。比李调元早几十年的石泉知县姜炳璋在《石泉县志》中，记载了北川西北部羌人的语言状况，说羌寨里的人说话“咿嘤杂嘈难为听”，与他们交流只有依靠翻译。这和李调元在大安村的感觉差不多。

李调元的诗中，说大安村一带居民使用语言的情况是是“人多蛮语”，结合历史上羌族的分布看，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清代羌族在这里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照片：叶建聪王明丽